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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研究中，很多人强调要讲科学，但如果没有基本的科学思维训练，很可能很多情况下我们讲的只是想象中的科学。想象中的科学与科学中的想象不是一回事。爱因斯坦一直强调想象力非常重要，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想象；而想象中的科学仅是一种对科学的想象、一种臆想，很容易把一些研究者引入歧途。 句法研究中经常见到一些打着科学旗号的分析，但这多属于想象中的科学，而不是科学的想象。比如对空成分的假设就有类似的情况。有的分析假设存在一种空成分，然后又用无法验证的空成分来证明无法验证的空移位的存在。从无到无，无无相生，竟以致生出“有”来。科学研究讲究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以及一致性(consistency)。假设各种空成分、空移位的存在，一定要给人留出可以证明其不存在的机会和可能性，即可以对其进行证伪的机会和可能性。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巫术的基本分界线。科学研究如果不讲究可证伪性，各种不受限制的假设就会泛滥，各种无法被证伪的分析就会不断花样翻新，竞相无中生有，但却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如此，科学分析就很容易一步步地滑向变戏法的边缘。 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科学与巫术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科学离巫术只是一步之遥。科学和巫术的区分在于科学讲究可证伪性和一致性，而巫术不讲这些。巫术是一种伪科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把伪科学划分为几种类型，其中一种是江湖型的，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骗子、哄人的；还有一种是学院型的。学院型和江湖型不一样，因为它有一套系统的符合科学规范的术语。学院型的伪科学也可以在国内外发表许多所谓的学术论文，但实际上是打着科学的旗号，以伪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一些假问题。刘华杰教授说伪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常有理”，“无论你给出多少反例，它总能找到理由固执己见”（刘华杰，“三思文库?科学争鸣系列总序”，载林恩·马古利斯、多里昂·萨根著，李建会等译《倾斜的真理——论盖娅、共生和进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国语言学的学术地位当然不能靠那些实际上只是解决了一些假问题的论著来支撑，也不在于产出大量为国外理论做注解的“检索”论文，而在于其研究能否体现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方向。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言：“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 中国语言学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而“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 我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学书院·语言学研究与探索文库》写的“总序”中曾经讲到：一个国家的学术创新，总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对世界学术发展大势的把握，二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情况而独立摸索出的一套研究方法。语言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也需要融入到国际学术潮流中去，闭门造车则无出路。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把握世界学术发展之大势，直面学术前沿问题，以自主发展的新方法、独立发现的新材料，探索并解答知识领域中的未解之谜，将一直是我们这代人努力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