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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文学的平庸 璀璨与危机并存的16世纪，最终以民族的悲剧收场。1578年，曾资助卡蒙斯写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年轻国王赛巴斯蒂昂战死在北非战场，葡萄牙王位继承再次出现危机。两年后，赛巴斯蒂昂的叔父，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接过葡萄牙大位，两国兼并达60年之久。这一时期，王宫从里斯本迁至马德里，大批贵族精英也随之转移，葡萄牙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势力遭到蚕食，文化上也日渐边缘。为了取悦更多读者，大批葡萄牙知识精英转而用西班牙语写作，如堂·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德·梅洛，早期就是用西葡双语写作、支持马德里朝廷的贵族典型。他的一些“道德文章”与戏剧作品虽有流传，但其封建保守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女性的贬低，多为现代读者所诟病。与此同时，王权日益集中、专断，宗教裁判所的压迫逐渐加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17世纪葡萄牙文学的平庸。葡萄牙文学的巴洛克时期，在卡蒙斯与西班牙黄金世纪诗人路易斯·德·贡戈拉·伊·阿尔戈特的影响下鲜有创新。自1572年至17世纪中叶，模仿《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史诗作品在葡萄牙就出现了30余部；在贡戈拉夸饰主义风格的影响下，效法者多追求精致修辞然而言之无物。 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或许是巴洛克文学中惟一值得称道的人物，他留下的书信与布道词展现了其文风的华丽与论证的雄辩，曾被誉为“天主教讲道者中的王子”，费尔南多·佩索阿也盛赞其为“葡萄牙语的帝王”。除了语言运用的杰出才华，维埃拉也因其在殖民地活动中的人道主义立场为历史所铭记。他6岁时随家人移居巴西，人生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巴西度过，是葡萄牙与巴西文学史所“共享”的一位大家。他在多篇讲道中为美洲原住民发声，批判奴隶制度，呼吁天主教会停止迫害被迫改教的犹太人。因为这些超前于时代的见解，在巴西，他被种植园主排挤迫害，回到葡萄牙又被宗教裁判指控为异端，后幸得教皇赦免。此外，维埃拉神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公开支持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光荣复国，并且留下一部《未来之史》，成为葡萄牙赛巴斯蒂昂归来主义文学传统的奠基作品。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一种弥赛亚式的等待，等待着葡萄牙的真命天子归来，结束本国本族的屈辱、奴役与身份危机。维埃拉在《未来之史》中畅想了一个叫作“第五帝国”的乌托邦，他预言继叙利亚、波斯、古希腊、罗马之后，将出现葡萄牙所引领的基督教帝国，人类彼此和睦，平息刀兵。后来，佩索阿在诗集《音讯》中继承并发展了“第五帝国”的主题。 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18世纪对于葡萄牙乃至整个欧洲而言，都是变革的世纪。经济上，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新兴事物受到追捧，资产阶级被推到历史舞台中心；政治上，绝对君权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空前加强，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不可一世，葡萄牙也出现了大权独揽的彭巴尔伯爵实施开明专制；文化上，启蒙主义风潮吹遍全欧，以天主教神学为基础的政治学说和文艺理论大遭挞伐，新古典主义悄然兴盛，巴洛克风格逐渐消亡。而以“葡萄牙诗社”（又名“里斯本诗社”）为标志的新文艺思潮则高举人本主义与古典主义两面大旗，尝试确立一种高贵而简洁的诗歌理念，代表人物有古雷亚·加尔桑、尼科劳·托伦蒂诺·德·阿尔梅达、葡萄牙浪漫主义的发起人阿罗纳女侯爵以及诗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杜·博卡热。 19世纪初，葡萄牙再经剧变，法国军队三次入侵，迫使王室仓皇出逃里约。恢复国土后，自由立宪派与专制保皇派展开多轮拉锯战，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启蒙中成长：异国流放、浴血奋战、出任使节、奔走政坛，这些经历为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做了深厚准备。作家亚历山大·厄尔古拉诺和阿尔梅达·加勒特跨过前两个世纪的晦暗与压抑，重新寻找葡萄牙人的身份认同。加勒特堪称葡萄牙浪漫主义早期最伟大的作家，政治履历耀眼，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成就甚高。他的长诗《卡蒙斯》、戏剧《吉尔·维森特的一部寓意剧》和《路易斯·德·索萨修士》都是将历史主观化演绎的作品，其中既有加勒特个人天才的匠心独运，也有英法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路易斯·德·索萨修士》中，加勒特采取古希腊悲剧的模式，表现了枯等赛巴斯蒂昂归来的“旧葡萄牙”和敢爱敢恨敢担当的“新葡萄牙”之间强烈的反差，一种新的民族身份和集体人格呼之欲出。加勒特最重要的小说《故乡之旅》某种程度上也在述说同样的时代矛盾，所谓的故乡之旅，只有里斯本到圣塔伦不到100公里的距离，但是这趟象征着自我认知的旅行支撑起了独特、多层的架构，散漫的游记叙述巧妙串连起作者的哲学探讨、政治评论与小说的核心故事，在自由党人革命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同时面临觉醒的紧张和抉择的痛苦。其语言之新、结构之奇、内容之广，使小说成为浪漫主义乃至葡萄牙文学中独一无二之作。 更晚一代的卡梅洛·卡斯特罗·布兰科是葡萄牙浪漫主义后期的标杆人物，与加勒特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和赤诚奔放的抒情文风相比，布兰科的生平和作品，都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任何主义或学派之外。布兰科的葡萄牙语用词精准、丰富，句法编排之中蕴含着极大张力，作为一代语言大师，他擅长以文字操控感情，可叙事绝不滥情。与同时代浪漫主义作家相比，布兰科更明白国民生活的实际，不会将“人民”理想化。就本质而言，布兰科的小说属于经典悲剧，而非近代新潮，他笔下的人物很多仍为古典时代的荣誉感和道德观所驱动，面对爱情、理想、公义，他们不惜生命，《毁灭之恋》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布兰科在小说叙事中保持克制、甚至有意与读者拉开距离的倾向中，已依稀可见文坛风气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布翁后半生已阅读到艾萨·德·奎罗斯《阿马罗神父的罪恶》这样的小说，并意识到现实主义不可逆转的崛起，然而他的调整终归不够彻底，也没有写出更成功的作品。 1865年，大学城科英布拉的一群保守派文人公开批评某些学生青年作家缺乏良好感知力、品位低下，被点名者包括诗人安泰罗·德·肯塔尔和特奥非罗·布拉加，后者不仅是近代葡萄牙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家、文学史研究者，共和国建立后还短暂出任葡萄牙总统。这次诘难史称“科英布拉问题”。肯塔尔当即公开还击，并联合奎罗斯、布拉加、拉米略·奥尔蒂冈、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尔丁斯等人，在1871年夏正式提出了“70一代”的文艺路线与政治主张，宣告浪漫主义已经过时，作为对“科英布拉问题”的最终回应。曾出使世界各地、长年旅居英法的奎罗斯吸收了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结合他眼中本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实证主义的因果视角，在小说创作中深入批判了葡萄牙政治低效、文化落后、宗教僵死、民智未开、道德腐化等问题，写出了“葡萄牙的《包法利夫人》”——《巴济里奥表兄》和巨著《马亚一家》。在奎罗斯眼中，葡萄牙的男男女女大多如敢做不敢当的阿马罗神父，或是巴济里奥表兄的“猎物”路易莎一样，人格软弱，见识粗浅，而《马亚一家》中的乱伦情节更象征了葡萄牙民族性格深处的自恋与病态。奎罗斯与“70一代”同僚一度坚信，强盛的英国、德国应是葡萄牙的效法对象，也正因为这种“落后感”带来的焦虑与悲观，有人将这群知识分子叫作“被生活所胜的一代”。不过，在遗作《城与山》中，能看到奎罗斯人生末期对于鼓吹“文明”、笃信“进步”的反思：落后农业国葡萄牙涅槃重生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资源，不在于工厂或城市，也许在一种健硕、勤劳、豁达的乡村生活之中。 现代主义：佩索阿与托尔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葡萄牙社会外忧内困，全球性帝国支撑乏力，在不可避免的阵痛中诞下了虚弱的共和国。然而，在大局动荡又百废待兴的1910年代，葡萄牙文学迎来了以费尔南多·佩索阿为核心的又一高峰。1910年共和国肇始，一群文坛新秀在波尔图创刊文艺杂志《鹰》，并以此为阵地，掀起了名为“葡萄牙文艺复兴”的运动。《鹰》延续办刊二十余载，见证了文学界几代人的成长与变迁，其中早期的领军人物特谢拉·德·帕斯夸斯，作为怀恋主义首席诗人，在10年代初曾风靡全国。佩索阿的早期诗歌显然吸收了帕斯夸斯的元素，在其30年代出版的神秘民族主义诗集《音讯》中也依然可寻怀恋主义的回音。除此之外，19世纪末的两位天才诗人塞萨里奥·维尔德和卡梅洛·庇山耶也深刻影响了佩索阿，尽管前者英年早逝，作品不多，但他以市井生活入诗的角度启发了一批现代诗人，而后者的象征主义诗歌则为佩索阿提供了语言资源。 1915年出版的《俄耳甫斯》杂志虽仅发刊两期，但正式宣告了葡萄牙现代主义石破天惊的出场。《俄耳甫斯》在文学史上所标志的，是以佩索阿、马里奥·德·萨-卡内罗、阿尔马达·内格雷罗斯为代表的第一军团与旧传统猝然断裂，将外来的先锋艺术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勇敢尝试。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与作品，与颂赞机器文明的意大利未来主义有密切关联，例如佩索阿创造的主要“异名”之一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就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胜利颂歌》《航海颂歌》等夹杂机器轰鸣与惠特曼式豪壮诗情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佩索阿创造的“异名”本身就是现代文艺思潮的产物。“异名”与笔名不同，笔名只是掩藏真实身份的符号，而异名则是作者人格的分身，例如佩索阿一生至少构建了七十余个异名，各有不同的出身、教育、政见、哲学和文风，每一个异名都像一个独立的演员，而作者本人就是所有分身共同演绎的整台大戏。这种人格的裂变与主体的多元，或许在晚近的思想史中才能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提出，自我的多重性与多重人格之间的互动是人类思想、意识的基础。同样，佩索阿自称为“戏剧诗人”，因为其诗歌创作建立在异名世界之上，所有人格与文学出于一身，而自己这场没有情节的戏剧就是其一切创作的终极审美对象，这恰好实践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审美树立为绝对价值、强调“鬼魂附体”是艺术先决条件的论调。在葡萄牙文学传统中，大概也只有弗拉迪克·门德斯可与之相比。门德斯最早是奎罗斯青年时代虚构的人物，他周游世界、个性峥嵘，后来整个“70一代”作家集体用书信、杂文等参与构建、维护了这个共同的“朋友”。与之相较，佩索阿则将创建“他我”的异名游戏推向极致，其中广为读者熟悉的“作者”有农民诗人阿尔贝托·卡埃罗、轮船工程师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医生里卡多、雷耶斯和会计员贝尔纳多·索亚雷斯，文字也大相径庭，有古体诗、无韵诗，还有深邃而充满哲思的散文，除此之外，即便“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个名字也仿佛数位诗人共用的面具。更难能可贵的是，佩索阿在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创作中，都达到极高水准，无论是诗歌的思想性、韵律感，还是对人生和艺术深刻讽刺性的敏感觉悟，都足以使佩索阿比肩西方文学史上最顶尖的大师。 然而，佩索阿一生47年多半低调，生前只集结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一本葡文诗集，但身后留下巨大的文学遗产，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一箱遗稿时至今日仍未完成整理。继《俄耳甫斯》之后，以《在场》杂志为核心的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发起了现代主义的第二波，他们名为延续实为修正地接过《俄耳甫斯》的使命，并且早在20年代便意识到佩索阿的伟大，尊其为导师和先驱，这批人包括了最早的佩索阿研究权威若昂·加斯帕尔·西蒙斯，还有20世纪中期漫长独裁统治下葡萄牙文坛独一无二的巨人米盖尔·托尔加。 托尔加一生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见证了葡萄牙社会从君主到共和，从乱世到独裁再到解禁。托尔加是笔名，本是其家乡山后省的一种欧石楠花。而正如这一笔名所寓意的，无论周遭百家之言如何争辩，各种主义胜负几何，托尔加的写作始终与故乡和土地密切相联。托尔加本业是耳鼻喉科医生，早年便因为医治穷人分文不取而为人称颂；作为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他，同时也用笔为故土、为封闭穷苦的山后省人发声抗争。其身后留下的16卷《日记》涵盖了托尔加宽泛的创作光谱，包括诗歌、抒情散文、时政评论和文化反思，富有真情实感，亦不乏真知灼见。此外，其代表作还有短篇小说集《动物趣事》和《山村故事》等，投射出作者对乡土故人的热爱与悲悯。诗集《伊比利亚的诗》虽常被拿来与佩索阿的《音讯》比较，但托尔加的“大地诗歌”里没有佩索阿天马行空的诗学和对超然上帝的神秘感知，他的哲学很具体：人性的卑微与温暖就是其全部信仰。因为这种具体，托尔加会为底层民众的遭遇感到义愤，对萨拉查政府多有龃龉，次被捕；也因为这份具体，托尔加似乎一生都游离于政治之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冷静，他不向独夫之政屈膝献媚，也不为民主革命忘我欢呼，他永远像卡蒙斯笔下“雷斯特罗的老者”，凭着经验主义的理智，指点历史深处的忧虑。总之，米盖尔·托尔加之于20世纪葡萄牙和葡萄牙语文学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1989年他获颁首届“卡蒙斯奖”可谓众望所归，该奖项也自此成为当代葡语文学的至高荣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