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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第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葡萄牙虽偏居伊比利亚半岛西端，却长时间拥有明确的疆界、单一的人口构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公元8世纪，摩尔人占领伊比利亚大部，拉开了七个多世纪“光复运动”的帷幕，葡萄牙的建政就是其产物。公元12世纪，阿方索·恩里克（1109-1185）领导的军事抗争既驱逐了异教徒摩尔人，也抵挡住莱昂与卡斯蒂利亚两个王国的联合绞杀，为新国家诞生奠定基础。从1179年教皇首次正式承认葡萄牙王国至今，除了几次短暂的吞并和入侵，葡萄牙民族800余年国史连贯，文脉未断，葡萄牙语也成为两亿多人使用的世界性语种。 早期抒情诗歌和散文创作 目前公认最早的葡萄牙语文学作品出现于公元11世纪，今葡萄牙北部及西班牙西北部地区的诗人使用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写下很多抒情诗歌。对于该文学体裁的起源虽说法不一，但其明显与中世纪晚期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盛行的吟唱诗歌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直至14世纪中叶，谱写者中甚至不乏卡斯蒂利亚的“智者”国王阿方索十世和葡萄牙的“诗人”国王迪尼仕一世。按照主题，这些诗歌大体可分为“情人诗”、“爱情诗”和“戏谑诗”三类，其中“情人诗”最为独特：男性诗人进入女性视角，尤其是春心初动的少女，用口头化的语言表达对情人的思念。“爱情诗”中的歌者则是男性，无论男女主角的阶级地位与社会关系如何，诗中表达的爱情都是中世纪典型的骑士-贵妇模式，高贵、纯洁却遥不可及。“戏谑诗”相比之下则志趣不高，不乏侮辱女性的“问题作品”。 中世纪的散文创作则是在迪尼仕一世推广正字法后才发展成熟，本国的语言逐渐脱离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母体，在非诗歌文本中得到实践与锤炼。文艺复兴前的葡萄牙散文写作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大致风貌相似，内容不外乎记录查理大帝生平、宣扬十字军东征、改写希腊罗马史诗和模仿不列颠的圣杯骑士系列。惟一亮点当属史家费尔南·洛佩斯，他著写的《堂·佩德罗一世编年史》《堂·费尔南多一世编年史》和《堂·若昂编年史》三部，既是记录葡萄牙国族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早期葡萄牙语散文写作的典范。洛佩斯出生的1385年，葡萄牙刚度过王朝危机，为了不使国君大位旁落卡斯蒂利亚之手，佩德罗一世的私生子若昂一世在本国民众的拥护下赢得内战，加冕葡王，开启了全新的阿维什王朝。1434年，洛佩斯受若昂次子杜阿尔特一世之托，为几代先王修撰国史，隐而未言之意在于为若昂一世及阿维什王朝正名。洛佩斯标榜自己的史书以真实公正为目的，用近似中世纪骑士小说的语言，描写了佩德罗一世与伊内斯·德·卡斯特罗的爱情悲剧、其子费尔南多一世的短暂王朝和私生子若昂赢得王位的辉煌事迹。洛佩斯的叙事引人入胜，且在以王室贵族为轴心的传统史家视角之外，首创性地添加平民的维度：除了血统之外，领袖品格、大众利益也成为国王统治合法性的要素，超越了时代。 航海大发现带来文学繁荣 航海大发现既给葡萄牙社会带来辉煌气象，也促进了文学的繁荣。1516年，曼努埃尔一世的朝臣、史官、宫廷诗人加西亚·德·雷森德主持出版了《总歌集》，收录了阿方索五世、若昂二世及曼努埃尔一世时期多达286位艺术家的作品，内容涵括西葡双语的宫廷诗、戏剧、讽喻诗和一些贵族聚会的应景之作，其中不乏精品，既有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也有葡萄牙民族历史、文学资源的重铸与再造，而航海贸易带来的全盘剧变也刺激了当时的文学家、思想家对新的社会现象和道德问题做出回应。《总歌集》所定格的群英像中，除了诗人萨·德·米兰达和小说家贝尔纳丁·里贝罗，更有吉尔·维森特这位葡萄牙戏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早期葡萄牙的表演艺术不外乎宗教剧、哑剧和诗文朗诵，要么有戏无文，要么有文无戏，就此意义而言，维森特简直“创造”了葡萄牙戏剧。他一生服务于宫廷，除了数部作品在宗教裁判所的干预下不知所踪，流传至今的剧目也有46部之多，囊括了笑剧、喜剧、悲喜剧等，其寓意剧更是独树一帜，跳出了宫廷娱乐的狭小格局，生动的民间语言与作者的诗才熔于一炉，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将中世纪晚期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真实鲜活又夹带讽刺地呈现在剧中。其代表作《印度寓意剧》《地狱之船寓意剧》和《伊内斯·佩雷拉笑剧》等不仅在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作家中受到广泛称颂和竞相模仿，至今仍是葡语文学的经典。 葡萄牙文艺复兴高原上的顶峰当属路易斯·德·卡蒙斯。目前大抵可知，卡蒙斯生于里斯本一户清贫家庭，出身或为低阶贵族，曾多年在葡萄牙位于北非和远东的扩张据点服役，一生放浪，亦多经坎坷。据说其漂泊轨迹远至中国澳门，后在湄公河船舶失事，卡蒙斯一手抱住浮板一手托起诗稿的场景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他的民族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丰碑，甚至可以说，它参与构成了葡萄牙民族、语言、身份认同的核心，因此有中文版本将其译为《葡国魂》。全诗共分10章，开篇便通过对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模仿明确了这部30年呕心沥血之作的史诗抱负，而诗中冒险、历史与神话三个层面的叙述彼此推动、浑然一体，又蔚然有荷马之风。卡蒙斯的史诗不是政治献礼，其结构与思想的复杂性与艺术上极高的完成度，都非邀功取宠之辈所能企及。15世纪下半叶的大航海不仅打通全球历史脉络，更拓展了人类心灵的边界，一艘艘航船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驶向的是无垠的未知，征服的是内心的恐惧。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达伽马这样的航海家在这一维度被赋予伟大。海上的艰难险阻在诗中具象化为暴虐的巨怪、嫉妒的酒神，而葡萄牙水手也借此具备了超越性，犹如对抗命运与神旨的古希腊英雄。一方面，卡蒙斯用诗歌语言与现实题材，谱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另一方面，他在航海冒险与诸神之争的两层叙述间，巧妙穿插进葡萄牙的民族史，并且通过“雷斯特罗老者”这样的形象和对帝国逝去的慨叹，构建出历史的丰富性：荣耀的另一面是虚空，崛起的后话是衰落。 卡蒙斯也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抒情诗作者。他的诗歌既有对传统形式的采用，如首尾韵四行诗；也有对新格律的尝试。就主旨而言，卡蒙斯的抒情诗与史诗颇多呼应，包括爱情、田园牧歌、人生无常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等。即便是同时期的史学家和游记文学作家，在描写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掠夺与腐败方面，都没有谁像卡蒙斯那样直言不讳、赤裸写实。当然，诗人表达的思想需要还原到时代思潮中考量。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新柏拉图主义也顺利融入当时基督教世界观的大框架。因此，卡蒙斯的诗歌不是在简单抱怨社会不公，而是隐藏着形而上学的张力，纯净、秩序的理想与污浊、纷乱的现实让诗人感到无所适从，而正是这种痛苦成就了诗中的歌者。同理，卡蒙斯的爱情诗虽然继承了中世纪将女性理想化、将爱情抽象化的倾向，但新柏拉图主义的二元思维决定了诗人所面对的根本矛盾是感官之爱与精神之爱的协调问题，爱情美好崇高的理念如何在不完美的人间实现？不得实现的痛苦又让人作何理解？这是卡蒙斯诗歌创作的核心所在。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是与卡蒙斯同时期的游记作家，虽然二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平托的《远游记》大大激发了后现代文艺批评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兴趣。该书半写实半虚构地记叙了作者远游中国、日本的见闻，其中的东方风情描写，虽是基于平托本人的实际经历，但通过有意无意的夸张、扭曲，作者构建出一个奇异的“他者”，以此映照出葡萄牙本国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风气。虽然葡萄牙人至今仍取笑平托多有虚言妄语，然而他将自己塑造为“反面英雄型”主人公，并在游记题材幌子下“大胆杜撰”，其创造性使得《远游记》成为文学与历史学殿堂中的一部奇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