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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钱大昕文字学研究
李计伟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学识渊博，功底深厚，是乾嘉学派的巨子，吴派学者的卓越代表，在当时就负有盛誉。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先生学究天人，博览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钱大昕一生著述宏富，擅名者如《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潜研堂文集》凡五十卷，是钱大昕一生治学所得的集大成之作。段玉裁在《潜研堂文集序》中誉之曰：“其传而能久，久而愈著……”《十驾斋养新录》并《余录》凡二十三卷，是钱氏的随笔札记，内容涉及经学、小学、史学等诸多领域，考镜源流，匡辨伪讹，皆精确中正之论。阮元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赞之曰：“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不少精彩论断被后人奉为圭臬，如“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已成古音学上不刊之论。两书有不少地方论及了文字学，尤其是《说文解字》，是研究文字学的重要史料，正如胡朴安所说：“虽所记不多，而颇多重要之处。”[1]（P390）但这些“重要之处”在钱大昕本人的史学、古音学（主要是古声纽）和《说文》四大家的笼罩下，多为人忽略。 我们知道，清代文字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文》学，研究《说文》的风气始于乾隆中期，这和当时古音学、训诂学的兴旺发达有密切关系。钱大昕就是《说文》研究的倡导者之一。钱氏在古音学、训诂学上均有精深造诣，这使他在《说文》学上的成就也甚为可观。但他自己却很谦虚，他在《答孙渊如书》中说：“仆中岁而读《说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过后辄忘，坐是不能成一家之言……”除了《说文》，文字学的其他方面也多有论及，这些都是文字学的重要史料，现析之如下： 一、指出了《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字在传统语文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自古文不传于后世，士大夫所赖以考见六书之源流者，独有许叔重《说文解字》一书。（《潜·跋说文解字》） 2、三代古文奇字，其详不可得闻，赖有许叔重之书，犹存其略。（《潜·跋汉简》） 按：这两则指出了《说文》在保存和研究古文字上的重大价值。甲骨文出土之前，“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说文》是保存古文字较多的一个“宝库”，钱大昕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引起当时人们对《说文》的重视及嘉庆后《说文》研究高峰的到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时至今日，《说文》仍是我们上探甲金下推隶楷之津梁。 3、声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声音，则当以文字为定。（《潜·小学考序》） 4、古人之意不传，而文字古今不异，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同上） 按：“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这两则指出了文字在“因声求义”中的基础地位。我们知道，“因声求义”是清人研究词义的一个法宝，也是清人训诂成就远迈前人的关键所在，但要探求古音，文字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如文字的谐声系统。段玉裁在《王怀祖广雅注序》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二、补《许慎传》之漏略 5、《儒林许慎传》太疏略。叙其历官，但云“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说文·自序》云：“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说文》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岁也。其子冲于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上书，称“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又云“今慎已病”，则太尉南阁祭酒乃其所终之官也。《说文》引汉人说皆直称其名，唯贾逵称“贾侍中”而不名。冲上书云：“慎本从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是慎为贾逵弟子无疑。汉儒最重师承，而史略不及之，此其疏也。考《贾逵传》：“永元三年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骑都尉，十三年卒。是慎撰《说文》时逵尚无恙，其为太尉南阁祭酒亦当在永元时。……”（十·许慎传漏略） 按：有清一代，《说文》研究的辉煌是多方面的，在这一则里，钱大昕搜讨旧籍，对许慎生平做了不少考订工作，在许慎生平研究上是较早的一个。钱氏之后，多有嗣响，如陶方琦《许君年表考》、严可均《许君事迹考》、诸可宝《许君疑年录》等等。不过遗憾的事，由于史料不足，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 三、评论二徐功绩与不足 6、六书之学，古人所谓小学也。唐时国子监有书学，《说文》、《字林》诸书，生徒分年诵习。自宋儒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而书学遂废。《说文》所以仅存者，实赖徐氏昆弟刊校之力，而大徐流布尤广。（《潜·说文新附考序》） 7、铉等虽工篆书，至于形声相从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说。……其它增入会意之训，大办穿凿附会，王荆公《字说》盖滥觞于此。（《潜·跋说文解字》） 8、《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声相从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声，今人所云叠韵也，或取相近之声，今人所云双声也。二徐校刊《说文》，既不审古音之异于今音，而于相近之声全然不晓，故于“从某某声”之语妄有刊落。然小徐犹疑而未尽改，大徐则毅然去之，其诬妄较乃弟尤甚。（《十·二徐私改谐声字》） 按：以上三则既指出了二徐在保存、刊校《说文》上的巨大贡献，又指出了二徐之不足：不审古音，妄解形声为会意，受其影响，王安石作《字说》，牵合附会，影响甚坏！同时还评论了二徐之短长：徐铉诬妄甚于徐锴。陈銮《重刊影宋本说文系传序》曰：“鼎臣于许氏本文，有难晓处，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本独否。盖谐声、读若之字，锴多于铉，学者可由锴书以达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钱氏以上所论，正如胡朴安所言：“今日人人所共知者，在当日虽非钱氏一人之发现，而未有言之如之明晰也。”[2] 四、发明《说文解字》之义例 9、古人著书举一可以反三，故文简而义无不该，故即许氏《说文》言之。木东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则土为中央之行可知也。咸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皆举一二以见例，非有遗漏也。（《十·说文举一反三之例》） 按：这一则，钱氏运用类推的方法揭示了《说文》中的“举一反三”之例，对于后学读、校《说文》都大有裨益。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多次提到并运用这一义例。如在“咸”字下注曰：“酸、苦、辛、甘下不著某方之味，此著之者，错见也。”在“貉，北方貉”下注曰：“此与西方羌从羊，北方狄从犬，南方蛮从虫，东南闽越从虫，东方夷从大，参合观之。……貂、貉而篆各本在豻篆之后，貆貍篆之前，今以虫部之蛮、闽次于以虫为象之末，犬部之狄次于犬末，羊部之羌次于羊末，人部之侥次于人末，大部夷字次于大末，以类求之，移易次此，必有合乎古本矣。”二人之见，可谓合若符契。 10、读古人书，先须寻其义例，乃能变其句读，非可妄议。如此文本云“参商，星也”，参商二字连文，以证“参”之从晶，本为星名，非以商训参。承上篆文“参”，故注不重出。《说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极多。（《潜·答问八》） 11、许君因文解义，或当叠正文者即承上篆文连读，如“昧爽旦明也”、“肸响布也”……皆承篆文为句；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当连上篆读；……今本《说文》“苋”字下云“苋菜也”，此校书者所添，非许意也。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十·说文连上篆字为句》） 按：对于《说文》是否承篆文为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钱氏的“连上篆字为句”，二是认为《说文》无连篆读例，所谓连篆读皆浅人误删而造成脱文，不得已才连篆读，以王筠、段玉裁为代表。王筠在《说文释例》卷十二中说：“陋儒之删《说文》也，每删连语之上一字，而连篆读之。”段玉裁在“苋，苋菜”下说：“菜上苋字乃复写隶字删之仅存者也。”对于此二说，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但大多学者倾向于钱大昕的说法。如段玉裁曰：“叀専，小谨也。转写讹専，而以为复举未删之字误加寸。”徐承庆在《说文解字注匡缪》中批评段氏是“以意说为得理”，“按原文连篆文读云：叀叀，小谨也。转写讹専，而以为复举未删之字误加寸。”胡朴安、姚孝遂均认为“连篆读”是钱氏的一大发明，姚先生还把“连篆读”定为《说文》的基本条例之一。[3]（P14） 许征在《〈说文〉连篆读述评》中对“连篆字为句”是钱氏的一大发明提出了质疑。文中提到了《雪桥诗话》中的一则记载：“仁和吴西林颖芳……其谓今本《说文》取一字为篆书，而细书其说为注。其实许氏原文上下相连，皆当作大书，如‘鹂黄’为‘仓庚’之名，后人不知，乃误读‘黄仓庚’。后来段、王诸家，故当推为先导。”吴颖芳生于1702年，死于1781年，而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作于嘉庆四年（1799），此时吴颖芳已经去世18年矣！许征据此认为“连上篆字为句”乃吴氏所发明，钱氏可能受其影响。[4]我们不同意许先生的看法。一、如上所引，“连篆读”最早不是见于《十驾斋养新录》，而是见于《潜研堂文集》。据虞万里先生考证，“钱氏一生的书斋名字依次是潜研堂、孱守斋、十驾斋，或为同一室之异名，或为不同斋室之名。”[5]潜研堂是最早的一个书斋名。且钱氏也自言“中岁而读《说文》”，可见“连篆读”并非晚年所提出。二、钱氏一生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从不掠人之美。他曾说：“生平考辨，往往有暗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贻雷同之诮。”（《十·苏东坡诗》）由此可知，“连上篆字为句”为钱氏一大发明实为不虚。钱氏这种实事求是、不掠人美的为学与为人之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代学人深思。 12、汉人言“读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说文》言之，……“珣”读若“宣”，《尔雅》“璧大六寸谓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说文》又有云“读与某同”者，……“雀”读与“爵”同，……今经典“鸟雀”字多用“爵”，……以是推之，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某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期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古同音假借说》） 13、“褫，夺衣也，读若池。”案《说文》无“池”字，当为“拕”。《易》“终朝三褫之”，郑康成本“褫”作“拕”。《淮南·人间训》秦牛缺遇盗，“拕其衣被”，高诱《注》：“拕，夺也。”许君读若之字皆经典通用字，“拕”“夺”声亦相近。（《十·说文校讹字》） 按：“读若”是《说文》的一个重要条例。对“读若”的系统研究是从清代开始的，可分两派：一派以段玉裁为代表，认为许慎的意图很单纯，“读若”就是为说明读音，是一种普通的直音方法。他在《说文解字注》中曰：“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亦言‘读曰’，‘读若’亦言‘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另一派以钱大昕、王筠、洪颐瑄、张行孚为代表，其观点大致如钱氏所言，王、洪、张对钱氏略有发展。张行孚在《说文发疑》中写了两篇《说文读若例》，对此派观点进行了全面总结：“《说文》‘读若’实可为经典假借之例，与经典‘读若’近拟其音者不同。……盖古人小学之书，虽为文字而作，实以证明经典，故于经典假借之用假借字者，每于本字下申明之。”陆宗达先生对此评论道：“张行孚分析了《说文》中大量的‘读若’，得出的结论基本是正确的，他对许慎这样作‘读若’的原因，解释为‘实以证明经典’，也是很有说服力的。”[6]陆先生还说：“《说文》的‘读若’相当一部分是与经典用字相关的。归纳钱、王、洪、张诸家的具体分析，加上近人新的发掘，统计下来，这类‘读若’大约占72%左右。”[7]可见钱氏的“许君‘读若’皆经典通用字”的结论大体是正确的，只不过略过绝对罢了！ 14、《说文》读若之例，或取正音，或取转音。“楈”，“胥”声，而读若“芟刈”之“芟”；……皆古音相转之例。自韵书出，分部渐密，有不及两守者，则诧以为异矣。（《十·说文读若之字或取转声》） 按：关于这一则的价值，陆宗达先生说：“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四中论及‘《说文》读若之字或取转声’时，举了二十个例子说明《说文》的‘读若’有些并不专明本音。还表示音变后的字音。这些材料对训诂学的因声求义，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提示作用。”[8]可见钱氏这一发现的价值是巨大的，钱氏之所以有此发现，是与其对古音学和经籍的精熟分不开的。 15、《说文序》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春秋》左氏，皆古文也。”乃有同称一经而文异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诗》“桃之夭夭”又作“桃之妖妖”……盖汉儒虽同习一家，而师读相承，文字无不互异，如《周礼》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三家，与故书读法各异，而文字因以改变，此其证也。（《十·说文引经异文》） 按：“引经异文”是钱氏研治《说文》的又一大发现。正如钱氏所言：“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答问八》）许慎传古文经学，但不像当时某些经学家那样门户森严，对于今文经学，凡是有可佐证解说文字的，许氏皆不排斥而加以引用。这一则就说明了这种情况。钱大昕之后，对“《说文》引经”有所用心的有段玉裁、吴玉搢（《说文引经考》）、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高翔麟（《说文经典异字释》）等。如段玉裁在“稘”字下注曰：“曷为自言称《书》孔氏古文而从今文说也？古文、今文家标目皆非孔氏所题，皆学之者为之说耳，说则可择善而从，无足异也。” 五、解释《说文解字》中的“经典未见之字” 16、今世所行九经，乃汉魏晋儒一家之学，叔重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讲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故即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 ”即“括囊”之“括”，……又如“滭沷”即“觱發”之异文，……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决择。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答问八》） 按：以《说文》与经典互勘，可以发现《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见于经典者颇多，而经典相承之字不见于《说文》者亦颇不少。据钱氏所言，《说文》之字即经典中通行字，其不见于经典，是因为今之经典多后世异文。今经典所有而不见于《说文》者，《说文》中必有一字以当之。钱氏共钩稽了322个这样的例子，博引经史，明辨假借，分别正俗，充分显示了其学识之渊深及对《说文》研究之深入。“在所举322个例子中，每对字都有形体、意义、发音上的联系。这些对应的字，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繁简字、古今字、异体字、联绵词等。因此，钱大昕在文字学方面是有其一定贡献的。”[9]钱氏之后，薛传钧、陈寿祺、郭庆藩、俞樾、承培元等踵继其后，蔚为大观，使钱氏所开创的这一研究成为清代《说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六、对《说文解字》的校刊 17、《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声，下也。一曰民声。”案氐与民音义俱别，依许祭酒例，当重出 ，云“或作 ，民声。”今附于昏下，疑非许氏本文。顷读戴侗《六书故》云：唐本《说文》从民省。徐本从氐省。又引晁说之云：因唐讳“民”，改为氐也。然则《说文》元是 字，从日，民声。唐本以避讳减一笔，故云“从民省”。徐氏误认为氐省。“氐，下”之训，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辄增 字，仍附民声于下。其非许元文信矣。案汉隶字原 皆从民，……民者，冥也。与日冥之训相协。……则昏之为避讳省笔无疑。谓从氐省者，浅人穿凿傅会之说耳。（《十·昏当从唐本说文作 》） 按：段玉裁在“昏”字下注曰：“字从氐省为会意，绝非从民声为形声也。盖隶书淆乱，乃有从民作 者。素皆遵用。……凡全书内昏声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讹也。”段氏与钱氏正好相反，二者孰是孰非？考之汉碑，“昏”多作“ ”。如《尹宙碑》、《孙叔敖碑》、《孔宙碑》等，昏字以及昏旁皆作“ ”。丁福保在《说文解字诂林·后序》中也说：“试观唐显庆前之魏碑，凡 皆作 ，显庆后之唐碑，因避讳皆作 。可知篡改《说文》亦在中唐以后。”这些足以证明段玉裁的武断和钱大昕的允当。前人对《六书故》评价不高，钱氏这一发现揭示了《六书故》在保存唐本《说文》上的价值。另外，钱氏之所以有此发现，是与他对避讳的精神研究分不开的。《十驾斋养新录》中就有《避讳改郡县名》、《文人避家讳》等十余篇谈到了避讳。关于钱大昕在避讳学上的地位，虞万里先生说：“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当今奉为避讳学之圭臬。……《举例》主要是归纳钱氏《考异》中的笔讳论述而成。”[10] 18、汉时隶书多不正，啄琢本取 声，而误从豕； 本豕声，而误从 。若娄机所举《韩敕碑》、《张公神碑》、《杨著碑阴》、《刘宽碑阴》，“涿”字皆从豕，亦以豕为 之证也，故特于此辨之。以彘代豕，恐与 相混，后人妄改 为豕，而其义晦矣。（《潜·答问八》） 按：钱氏引碑刻以证《说文》的方法很值得重视。钱大昕对金石、碑刻、钟鼎是十分重视的，《潜研堂文集》中就有《跋石刻铺叙》、《跋金石文字记》等文，又曾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凡二十卷三十万字，辨别小学，考证史事。“自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今人多推为首倡，奉为科条。其实，《跋尾》之作，虽无其名却已有其实。”[11] 七、指出《说文》本有之字字义变化的一个特殊途径——俗借为它用 19、《说文》本有之字，世俗借为它用者，如“扮，握也，读若粉”，今人读布患切，以为“打扮”字；“赈，富也”，今借为“振给”字；“俺，大也”，于业切，今借为自称之词；“靠，相违也”，今借为“依倚”之义；“挨，击背也”，今借为“忍痛”义，又借为“比附义”；“缎，履后帖也”，本与“ ”同，今借为“紬段”字；“赶，举尾走也”，今借为“追逐”义。（《十·说文本字俗借为它用》） 按：钱大昕虽斥俗字为“妄诞可笑”（见下），但对于字的俗借变化和俗词语却颇有研究。这一则中，钱氏钩稽了《说文》中8个“世俗借为它用”的字，通过本义与今义的比较，确立了“约定俗成”在字义演变中的作用。这一点远胜于段玉裁。段氏在“振”下曰：“凡振济当作此字，俗作赈，非也。”在“走”下曰：“今俗谓走徐趋疾者，非。”关于俗语词的研究，钱氏撰有《恒言录》一书。 八、论述了《说文解字系传》、《龙龛手鉴》等字书的有关情况 20、大徐本用孙愐反切。此本则用朱翱反切，音与孙愐同而切字多异，孙愐类隔者，皆易以音和。翱与小徐同为秘书省校书郎，姓名之上皆系以臣字，当亦南唐人也。弟一字下注云：“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此反切皆后人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此数语当出于翱，今系于臣锴注之下，似失之矣。（《潜·跋徐氏说文系传》） 按：今人研究《说文解字系传》，认为除切语为朱翱所作以外，其余均为徐锴所为，钱氏此论，可备一说。 21、契丹僧行均《龙龛手鉴》四卷，予所见者影宋钞本，前有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炬序，题云“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即宋太宗至道三年也。书中于“完”字阙末一笔，知是南宋所钞。晁氏、马氏载此书名《龙龛手镜》，今改“镜”为“鉴”，盖宋人避庙讳嫌字，如石镜县改曰石照矣。注中所引有《旧藏》、《新藏》、《随文》、《随函》、《江西随函》诸名。又引《应法师音》、《郭逡音》、《琳法师说》。予考之《宋艺文志》，有可洪《藏经音义随函》三十卷，未知其为江西与西川也。僧玄应有《一切经音义》十五卷，其即应法师乎？（《十·龙龛手鉴》） 按：《龙龛手鉴》，“原名《龙龛手镜》，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改镜为鉴。”[12]（P194）钱氏所论今已人所共知。另外，对于《龙龛手鉴》与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慧琳音义》的关系，钱氏虽然存疑，但对后人却多有启发。如潘重规在《〈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中即把钱氏之“未定之论”定伪确论：“据钱大昕诸人考索，应法师当即玄应，琳法师当即慧琳，……由此可知《龙龛手鉴》所引诸家音义，都是宋以前的写本。”[13]徐时仪也说：“行均在书中引用了《慧琳音义》，故当亦见到了《慧琳音义》。”[14]（P12） 九、指出了宋代文字学的两个特征——不讲六书和多俗字 22、王伯厚引王去非云：“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从孝字。”又引慈湖、蒙斋说：“古孝字只是学字。”案古文“学”作“ ”，“ ”从“爻”，“孝”从“老”，判然两字，岂可傅会为一？宋人不讲六书，故有此谬说。（《十·宋人不讲六书》） 按：这一则指出了王安石《字说》给宋代文字学带来的不良影响。钱氏对王安石是颇有微辞的，如“安石平生好为大言欺当世，一旦得君，欲去旧臣及异己者……”（《潜·王安石论》）和“安石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岂可以其小有才耳末减其狂惑丧心之大恶哉”（《十·王安石狂妄》）。但对于泼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却全力为之揩去：“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见《周礼·大司徒疏》，欧阳守道谓二语本之王安石《字说》，非六书本义。宋儒不读《注》《疏》，其陋如此。”（《十·忠恕》）寥寥数语，显示了钱大昕的博学与批评之允正。 23、《履斋示儿编》云：“诚斋先生杨公考校湖南漕试，同僚有取《易》义为魁，先生见卷子上书‘尽’字作‘[上尺下二]’，必欲摈斥，考官力争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传以为场屋取得个“尺二”秀才，则吾辈将胡颜。’竟黜之。” 《龙龛手鉴》多收鄙俗之字，如[上不下少]为多、[上不下长]为矮、甭为弃、[上不下明]为暗、歪为苦乖反、孬为乌怪反、[上大下衣]为宽，皆妄诞可笑，大约俗僧所为耳。（《十·宋时俗字》） 按：唐、五代和宋代盛行俗字，写本经卷俗字更多，《龙龛手鉴》就是根据当时写本经卷编纂而成的一部字书，是备读写本时查考之用的。[15]钱氏指出了《龙龛手鉴》俗字多这一特点，同时还指出了俗字产生的一个途径——手写讹误。 毋庸讳言，钱大昕的文字学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因尊信《说文》太过而对其他文字学著作评价过低。今天看来，可补摘其瑕疵如次： 1、郭忠恕《汉简》，谈古文者奉为金科玉律，以予观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于《说文》：或取《说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书以实之，其它偏旁诡异不合《说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跋·汉简》） 按：近几十年来，由于大批战国文字从地下发掘出来，人们对《汉简》有了新的认识。如李学勤就说：“近年不少东周文字的发现，其中不少字形均能从《汉简》中获得印证，因之今天对《汉简》有重加估价的必要。”[16]（P365） 2、自沙门行均《龙龛手鉴》出，以意分部，依四声为次，平声九十七部，上声六十部，去声二十六部，入声五十七部，始“金”终“不”，以杂部殿焉。……“甭”、“孬”，本里俗之妄谈；……悉鱼豕之讹字，而皆繁征博引，污我简编，指事形声之法，扫地尽矣。（《潜·跋龙龛手鉴》） 按：清代文字学家对《龙龛手鉴》评价甚低，是由于不明白《龙龛手鉴》的编纂背景和编写目的。据潘重规研究，《龙龛手鉴》是为读写本佛经经典而作的字书，俗字多和以意分部正是其特点和价值所在。[17] 但这些丝毫无损于钱大昕在文字学研究领域应有的崇高地位。本文开头我们说过，清代文字学尤其是《说文》学的研究风气始于乾隆中期，钱大昕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几位著名学者之一，从以上对其文字学研究的钩稽评论来看，钱氏在文字学方面的成绩和影响都是巨大的。《说文》四大家中，段玉裁对钱大昕自称“后学”（《潜研堂文集序》），朱骏声则是钱大昕的受业弟子，从钱氏问学多年，其《说文通训定声》深受钱大昕影响，[18]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嘉庆、道光两朝《说文》学的高峰耸峙是与钱氏对《说文》的重视和精深研究分不开的，在文字学和《说文》学史上不可没有钱大昕的崇高地位。 参考文献： [1][2]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姚孝遂. 许慎与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许 征. 说文连篆读述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2）：47-49。 [5][10][11]虞万里. 从十驾斋说到钱大昕及其全集[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3）：64-69. [6][7][8]陆宗达. 说文“读若”的训诂意义[A]. 王问渔.训诂学的研究与应用[C].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251-269. [9]阎崇东. 钱氏兄弟与说文解字[A]. 顾吉辰.钱大昕研究[C].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302-312. [12]何九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13][15][17]潘重规. 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A].项楚、张涌泉.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语言文字学卷（1）[C].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401-410. [14]徐时仪. 慧琳音义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15]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8]吕友仁. 试论钱大昕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影响[A]. 顾吉辰.钱大昕研究[C].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313-322.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