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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江虹:《百鸟朝凤》的前世今生

http://www.newdu.com 2018-01-19 《人民文学》 肖江虹 参加讨论


    很小的时候,父亲是个乡村教师,订阅了很多文学期刊。印象最深,也最喜欢看的是《当代》,刊物上好多都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名字。捧着书就想,当个作家该是如何荣耀的事情啊!有次小学语文老师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几乎没有思考,我说我要当个作家。老师立刻就笑了。我不怪他,他差不多六十岁了,问过很多学生这个问题,那些小时候豪言要做科学家、政治家的,最后都做了农民。我的老师笑完后,又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呢?我说当作家有面子。我的老师很真诚地对我说,其实,当个村支书更有面子。
    好像是1985年第一期吧,《当代》刊载了作家李斌奎的一个长篇,叫《啊!昆仑山》。好多字不认得,就去问爷爷,老头子读过几天私塾,在乡村也算高级知识分子了。看我捧着的书,他说你娃连一二三四都还没捋清楚,就看这个?我说我要当个作家,将来也把自己写好的字印在这本书上。爷爷呵呵大笑,说你娃要真成了,我拿手心煎鸡蛋给你吃。
    我的童年属于典型的放养。父母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对我们兄妹几个进行有效管理。夜晚归家,从大到小点一遍,只要还活着就阿弥陀佛了。虽然在物质上极度贫乏,但是精神却很自由。就拿读书来说,我都读到五年级了,我父亲还不知道我连两位数的加减法都捋不顺溜。
    放养有放养的好处,父母的不作为让我拥有了极大的精神空间。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是主宰着我。放牛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村子里的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会不会遭到这些原本就是牛的家伙的排挤;看见村子里面最邋遢的那个人,就想他身上的虱子会不会为了抢夺一块肥沃的地盘而进行群殴。
    没日没夜的遍地乱跑,让我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如今,一旦空闲下来,我就会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听老人们絮叨往事,看风掠过村庄,闻烈日下苦蒿的味道。我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只要一想到他们,我就特别来劲。
    后来,父亲调到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我也跟着到了镇上。做了中学教师的父亲这个时候腾出手脚准备教育我,但是为时已晚。放养时间太长,圈养几乎不可能了。我的初中生涯和课本关系不大,眼睛长年累月都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女孩是我邻居,漂亮得惨绝人寰(后来进城开了眼界才知道,这属于误判)。不过很遗憾,由于我姿色平平,整个青春期一直被密集的青春痘笼罩,所以那个女孩对我几乎就没有正眼瞧过。我爱的人不爱我,弄得我极度自卑,就开始用大把的时间来阅读。
    那阵子我们镇上有个租书的小铺子,里面有金庸全集,借回来就开始读。按理说,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阅读金庸小说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悲的是那些书全是盗版,而且盗得还很不要脸,有时候一整段都不知所云。于是先怒火万丈地问候了盗版者的祖宗十八代,接着就开始自己组织文字,尽量让上下文能有效地衔接。等把金先生的十五部村级盗版书读完,我的作文水平居然冠绝全班。老师一次在给同学读我作文的时候很兴奋地表示:肖江虹的作文有浓郁的古典气息。
    上高中后,学校有个小型图书馆。读得最多的是古代典籍,最喜欢《三国演义》,这本书至今都是我的最爱,读了多少遍记不住了。反正很多精彩段落都能背诵,比如隆中对,比如舌战群儒,比如骂死王朗。我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不用说,阅读让我的语文成绩一骑绝尘。每次考完试,我的语文老师拿着我的试卷笑得花儿都谢了。其他科目就惨了,到高三毕业,我连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都配不平,化学老师有次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敢肯定,你的脑髓是豆渣捏的。
    严重的偏科,上好大学是不可能了,最后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我特别沮丧,父亲却高兴得又唱又跳,逢人就说:后继有人了,后继有人了。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乡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开始干得特别起劲,调动起自己多年的阅读储备,每堂课都上得风生水起,学生们更是兴致勃勃。可一考试就惨了,那些把课上得让人想投湖自尽的老师,考试成绩好得一塌糊涂。奖金自然是没有了,还会遭人白眼,暗地里还要贬你:学生喜欢又如何?还不是花架子。慢慢地,兴致没有了,自己也热爱上了全国通行的填鸭式。学生精气神没有了,但是分数却节节攀升。这样的结果,郁闷是难免的,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成文字寄给县里的一份报纸。巧的是,我们教育局局长有次正好读到我一篇文章,他对我的一些想法很赞成,当即拍板把我调到局里。
    离开学校那天,我心里高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得意劲就甭提了。在县教育局,我被安排到办公室上班。才三个月,我就开始怀念在学校当老师的日子了。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种日子带来的不是惬意,而是恐慌,心想,我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后背发凉之余,无可奈何又开始写。
    2007年春节回老家,在路上遇到一支唢呐队伍,唢呐队的领头人是我的发小,他的父亲当年就是镇上有名的唢呐匠。攀谈中我问他:镇上的年轻人几乎都出门打工了,你为什么还在吹唢呐呢?他无限伤感给我说,他父亲死的时候他答应过守住这门手艺的。
    这事像颗种子,在心里慢慢生根发芽。然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百鸟朝凤》的初稿。
    稿子写完,心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给就给大刊物,要给就给名编辑。又听说《当代》有个叫周昌义的,对无名之辈特别关照,找来邮箱地址,咬牙切齿把小说发了过去,还附了一句外厉内荏的话:听说你是现在中国最牛的编辑之一,给你投稿有些心虚,心虚的不是我东西不好,心虚的是怕你不看,能不能发表我不在乎,能得到你的指点我很在乎。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周昌义老师,我说起这件事,问他是不是这句话让他读了那篇小说,他笑笑说谁的稿子我都会认真看,你这一套早过时了。》
    周老师的严格,准确说应该是《当代》的严格实在是让人畏惧。《百鸟朝凤》前后改了三稿还是四稿记不住了,那时刚上道,对他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还吃不透,不得要领地改,改完了发过去,得到的是一两个短句:没改好,结尾还要再琢磨;还是结尾,多想想。
    至今回想起那段经历,它对我今后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开始把写作的速度降下来,从一年两三个中短篇降到一年两个中篇,再到现在的一年一个中篇。《当代》的严格,让我开始对这门手艺心怀畏惧,每一次下笔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百鸟朝凤》发表在《当代》2009年第二期。作品发出来后,《新华文摘》等有影响力的选刊都给选了,还获得了《小说选刊》年度奖等诸多奖项,也引起了国内文坛很多评论家的注意;还是因为这篇小说,鲁迅文学院点名让我参加了第十五届高研班的学习;因为这篇小说在国内的影响,贵阳市委宣传部将我从修文县文联调到了贵阳市作家协会工作。
    可以说,这部小说改变我命运的同时,也让我真正踏上了文学之路。
    从2010年开始,就有导演联系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先后有六七个吧!但是因为这部作品只适合做成纯粹的文艺电影,投资成了最大的问题。好多导演最后都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
    2011年年初,刚过完正月十五,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在电话那头说他是吴天明,问我《百鸟朝凤》的电影版权还在自己手上没?我说在,他说那太好了,这东西他想拍,我说你不是好多年没拍电影了吗?他说那是因为没有遇到好东西。
    十五刚过我就去了北京,和吴导谈改编的事情。
    他开始的意思是让著名编剧芦苇给他写本子,说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这个我还真没什么想法,你不如问问这部小说的责编,也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周昌义。他说这个人我知道,《当代》我几乎每期都读,我的电影《老井》就是从一九八五年的《当代》杂志发现的,作者是山西作家郑义。
    然后他说这样,你去趟《当代》杂志,把老周请过来,我想当面听听他的意见。我说这个怕有点困难,他每天的生活规律得像个钟表,据说中午的游泳是雷打不动的。吴导说你就说我的电影大多和这本刊物有关,想当面表示一下谢意。
    当天我给周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想去杂志社看看他。在杂志社我把吴天明的意思给周老师说了,周老师说我可以去,但完全就是为了这部小说。
    到了吴天明工作室,几乎没有寒暄就切入了正题。周老师给吴导说:这个作品几乎就不需要什么改动,按着小说老老实实拍出来就是个好东西。
    接下来不管吴导怎么说,周老师都坚持这个观点。其实周老师不知道,这部电影最终对原著没有颠覆性的改动,就是因为他的坚持。
    当晚,吴导请周老师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周老师说了很多话,关于文学,关于时代,关于审美,还有关于电影。这是我听他说话最多的一次,很多深刻的洞见至今都还留在我的脑子里。
    2011年夏天,吴导让我去趟北京,说电影的投资找到了,可以开始弄剧本了。
    见面后的第一句话,他就说:剧本还是你来弄吧!
    我吓了一跳,之前都是写小说,没接触过剧本。我说我怕是不行,没弄过。
    他挥挥手说:简单得很,比写小说简单多了,你先弄,弄完了我来改。
    接下来的差不多一个月,我就住在吴导工作室对面的酒店里写剧本。那段回忆不是太美好,反正都快写吐了,剧本和小说差距太大了,属于两种不同的语态。此后一年多的
    时间里,我一篇小说没写过。写剧本的时间太长,小说的语感找不回来了。
    印象最深的还是和吴导的争吵,每天都有一段时间用来聊剧本,聊到分歧处就各执一端,谁都不让步,接着就开始吵,吵的结果大多是年轻一方妥协。也有局部的胜利,比如他要在电影里加个女的,还要和男主角有情感纠葛。这个我坚决反对,瞪着眼一二三四说了一通,那头思索良久,觉得这样也不太适合,最终放弃了。
    时至今日回想起来,吴导其实还是想在影片质量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他也不想投资方血本无归。但最后艺术良知还是让他放弃了对市场的考虑。当然,这部电影最终的结局,他是看不到了。
    2012年,电影《百鸟朝凤》在陕西合阳县拍摄完成,吴导很兴奋地给我发来了好多高清的剧照,说演员都很卖力,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做完后期,他给了我一个小样,说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有意见你也不见得会改,他说那倒是。
    接着好消息不断,先是获得了金鸡奖的评委会特别奖、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等。记得金鸡奖颁奖结束,他给我发来短信:没求人,没公关,能给这样一个奖,说明影片本身质量还是过硬的。
    奖拿了不少,发行却成了大问题。看过片子的发行商都说这是部好电影,但铁定赔钱。吴导没有放弃,总算说服了几家院线同意排片,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噩耗传来了。
    2014年3月4日中午,吴天明因心梗离世,享年75岁。
    一代巨匠,就此陨落。
    百鸟朝凤,敬送亡人
    一直反对他拍摄《百鸟朝凤》,也是演员、制片人的女儿吴妍妍,在吴导去世后,悲伤之余开始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四处奔走。奔忙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直到遇到方励。
    方励在圈内鼎鼎有名,对文艺片情有独钟,制作拍摄了很多赔钱的艺术电影,有些甚至被禁掉。吴妍妍找到他,给他看了《百鸟朝凤》的样片,方励看完流泪了,对吴妍妍说:你缺什么?吴妍妍说缺钱,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来做这件事。方励说你缺多少钱我给你补多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放出去,让观众都看到吴天明导演这么好的一部作品,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这位艺术家。
    电影至此峰回路转。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之前大家都说好了,这部电影如果能挣钱,所有的赢利都将注入“吴天明青年电影基金会”,用来扶持青年导演。
    上映时解决了,可排片却少得可怜,很多场次甚至被安排到了凌晨。上映7天票房仅360万。眼看着《百鸟朝凤》就要就此告别影院,方励急了,于是就有了那惊天一跪。
    事后很多媒体问我如何看待方励的那一跪。我说方励不是为了钱,他从这部电影里拿不到一分钱。当然更不是炒作,以他在圈内的声名,哪里还需要去炒作。他那一跪,我理解是为了情怀而跪。
    最后,《百鸟朝凤》的总票房接近九千万元,就文艺片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没有那些话题、争论和最终演变成的文化现象,这部电影结局又是什么呢?中国艺术电影面临的困局,当然不能总靠《百鸟朝凤》这样的个案来解决。
    如今,一切都尘埃落定,草青草黄,雪停雪飞,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今年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买了一张电影票,拿了一本刊有《百鸟朝凤》小说的《当代》杂志,在爷爷的坟前烧掉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跪在坟前我说爷爷,当年说的事情如今变成真的了。当然,我没有提用手心煎鸡蛋给我吃这件事。
    离开时,我回头看着袅袅的青烟,想起周昌义老师的那句话: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作家该干的,是把你的作品写好。
    就在写下这段文字的前两天,北京一个导演给我打来电话,说《犯罪嫌疑人》就要开机拍摄了。
    顺便说一句,《犯罪嫌疑人》也刊在《当代》,2011年第5期,责任编辑还是周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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