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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不应是一蹴而就的投机行为，它是一项需要用生命去衡量的事业。《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集中讲述了崔永元、邹静之、姜德明、吴欢家族、田家英、王世襄、老舍、冯克力、米景扬、樊建川、安思远等多个领域收藏家的故事。他们不是职业收藏家，不以赚钱为目的，搞收藏，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诉求，发现历史，找寻心灵的寄托。 喜欢读书的人，极少有不知道姜德明先生的。姜先生以收藏新文学著作版本为主。巴金曾说，现代文学藏书，除了唐弢，便是姜德明了。 我在电话中第一次提出采访请求后，被姜先生委婉地拒绝了：“采访就算了，我收的那几本旧书不值得一提，但欢迎你到家里做客。” 老书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 一天午后，我冒着炎炎酷暑，造访了姜德明先生的“无名书斋”。姜先生1950 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分配至《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1986 年离开这个平生热爱并工作数十年的岗位，主持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工作，退休前担任社长职务。他住在人民日报大院家属楼，按响楼下的门铃，待我走上楼去，姜先生早已开门迎接。 一进门，我便感觉如同回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安静简洁，没有华丽的地板瓷砖，灰亮的水泥地，四白落地的白墙，每一样家具似乎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五组宽大厚实的书柜，一看便是二十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外观简朴，无任何修饰，但质量可靠、耐用。书柜顶天立地，上下分别是封闭式的书橱，中间五六层玻璃门书架，每一层都里三层外三层摆满了书，书架搁板却没有因为承载太多的书而变得弯曲。除此之外，家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数字化时代的影子，只有一台小电视摆在角落里。 我刚刚落座，满头银发的姜夫人便端来了两杯清茶。姜先生身材不高，温文尔雅，虽已八十多岁高龄，却依然谈吐从容，思维敏捷。尤其佩服他的记忆力，说起十二三岁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依然历历在目，一些细节描述得分毫不差。书橱里的书，各种文集、工具书等琳琅满目，充分显示出主人的博学。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民国时期的旧书。还没等我问，姜先生似乎已经看出我的疑惑，他打开一组书柜的上下橱门，满满地摆放着一摞摞旧的发黄的书刊。姜先生家中，这样的书柜有十几个，分置于书房、客厅和卧室，虽然拥挤，却井然有序。他介绍说，那些珍贵的民国版本和建国初期版本的旧书，已经发黄变脆了，一般也不拿出来，有时翻检一次，往往是落“花”满地，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相守了几十年，书和人一样，都老了。 不待我说，姜先生随意从书橱里抽出一本，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他爱不释手地摸索着说：“你看，这是第一版的《围城》，丁聪设计的封面。”言语中充满了感情。这本《围城》伴随姜先生近七十年，虽然纸已经发黄，但封面依然整洁，色彩浓艳，讲到当初在天津购买时的情景，恍如隔世。 “我掠夺了我家所有人一切娱乐的机会。” 姜德明先生爱书，从上学时就开始了。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留下他无数难忘的少年记忆。“当年我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宁愿整个下午旷课，也要泡在天祥商场的旧书摊前。那个商场的一楼是花花绿绿的老爷太太们的世界，一上二楼却非常冷清、灰暗，转一个大圈儿全是旧书摊。旧时代的天津真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就在这灯红酒绿的繁华天地中，却存在这么一小片少人问津的文化绿洲……”那里成了姜先生魂牵梦绕的去处。另外，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身上也没什么钱，就跟家里说学校要交书本费，骗些零花钱，见到便宜的书就会买一些。那本《围城》就是我在当时买的。” 那时姜先生并没有专门收藏什么书，看见鲁迅、巴金、老舍等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格外兴奋，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亲近了许多。“课本上只有一两篇文章，在书摊上一看原来他们有这么多作品，对他们比较有兴趣。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那时的阅读和购买没有章法，姜先生说起他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书店，“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自己便“莫名其妙”地也跟着买了一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