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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我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小时候，我与其他所有的浸信会教徒一样，钦佩那些去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是我们心中的终极英雄。当有传教士偶尔回国度假时，人们会驱车很远去听布道，我记得我每周会捐助五分硬币，为中国孩子修建医院和学校。我们的传教士慕拉第因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需要帮助的家庭，最后饿死在中国，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崇敬她。早年，我当潜艇员时来过中国，这次经历重燃了我对中国的兴趣，继而开始关注中国历史。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然而，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时期对华的平衡政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我竞选总统时鲜有谈及这一话题，但我越来越觉得美国应该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正式代表中国人民。我知道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总统外交承认的独有权力，所以我决定，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我就行使这一权力。我一上台就开始尝试与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但由于我还面临着几个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而且我也不清楚究竟哪一位领导人有权代表中国政府讲话，所以并未如愿以偿。 我刚一上任，便邀请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来白宫。那天是2月8日，他告诉我，只要台湾的“大使”还在华盛顿，中国领导人就不会来此访问。但只要他离开，中国领导人便会尽快安排访问。黄镇与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之间存在一个误会，从中可以窥见美中两国之间的信任缺乏。美国改变了军事战略，将战斗能力从两场半战役减为一场半。对此，黄镇以为我们是针对苏联而减少的，是在放松对苏联这一国际威胁的警惕，他对此表示不满。然而，哈罗德指出美国取消的是针对中国的战役后，他才不再有异议。 我派到北京的联络员并不是专业的外交家，而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因为我需要的并不是伶牙俐齿的外交家，而是不屈不挠的谈判者。由于国务院有一些人坚定支持台湾一方，所以我们从未通过国务院向伍德科克传达实质性的信息。为了保密，所有的公告都是由我亲自批准并通过白宫传达的。 我派伍德科克和国务卿万斯两人分别于1977年7月和8月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协商。然而结果令人沮丧，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几乎几个月都没有实质性进展。1978年5月，我派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中国。他与中国领导人很合得来，这让伍德科克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78年底时，虽然邓小平头衔上是副总理，但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真正的领导人，有问题我们与他协商。我在几个基本要求上不愿妥协。当伍德科克12月13日告诉我，中国愿意接受我们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提议时，我们喜出望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和邓小平直到两天后才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对外公开了这项协议，在此之前一直保密。我当时在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十分友好，他迅速推进并接受了我们与台湾的一年期协议，也接受中国要遵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 中美联合公报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均受到广泛欢迎，只有一些台湾的顽固支持者拒不接纳。由于美国与台湾政治经济联系紧密，我本来料想国会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宣布公报的同一周，邓小平又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变革意义深远，直接影响中美两国新型关系。邓小平很快接受了我的邀请赴美访问，当时美国人普遍反感中国大陆的“红色共产党”形象，但邓小平却以自己的坦诚、机智和非凡的领袖气质大大颠覆了人们的看法。就对全球局势的长远影响来看，这也许是我做出的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邓小平访美期间，与我签署了多项协议，结束了两国三十年来的疏远和对抗。我们探讨了在亚洲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其中有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更近期的越南和柬埔寨的冲突。邓小平悄悄告诉我，他准备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我对此表示反对，但他向我保证冲突只是短期的。从那时起，中国国内局势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持续保持和平稳定状态，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了外交和贸易往来。 卸任总统后，我定期访问中国，卡特中心受邀对中国给予帮助。卡特中心曾在北京规划并协助设计了一家大型义肢厂，还在中国实行了一个五年期的项目，将特殊教育的教学方法引入中国校园。我们培训了几百名指导员，教授中国的老师如何面对残疾人群体，中国这样的特殊人群大约有5 100万。自1996年开始，见证中国乡村选举、鼓励村民进行民主选举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十二年来，我们努力在中国近一百万个村庄推广民主选举（中国的村干部并不属于政府官员体系）。经过几年尝试，我们提出了完善原有法律的建议。非共产党员也可以参加选举，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年任期后，村干部还可以再次参加选举。我和罗莎琳以及卡特中心的其他代表亲自见证了多场选举。有意思的是，投票开始前，候选人通常可以进行一段三分钟的演讲。有时演讲会被录音，如果三年后这个人想申请连任，录音会被再放一遍。村干部的流动率一直都很高。 我们建了中英文网站，发布有关这些选举的分析评论文章。随着网站逐渐被更多人所知晓，中国的学生、学者以及普通公众也都纷纷投来文章和评论，探讨继续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自由选举出的村干部和其他干部在土地使用、公路路线规划和工厂选址等问题上，产生了很多分歧。慢慢地，我们在推进乡村选举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此后便将精力转向增强双边关系，鼓励互派留学生和旅游团，并在发展中国家里牵涉共同利益的项目上与中国政府一道展开合作，尤其是在非洲地区。 写到这里正值2014年9月，我刚刚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一行我去了北京、西安、青岛和上海，与政商界领袖和四所大学的学生共同参加了会议。2014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3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距离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已过了65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