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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拼命到自然”。其说：“或问作书如何？曰：‘拼命。’或曰：‘艺之为至者曰自然，拼命不与自然左乎？’曰：‘拼命到自然。’”“拼命”讲的是用功，“自然”讲的是随性。用功于规矩法则，不能进入到“自然”之境便拘执于刻意；个性的创造，没有在规矩法则上“拼命”用功的基础便沦于野狐禅。对于名山先生来说，书法只是经史的余事，经时济世的小道，但“有暇即学书”，不仅可以“消日”养心，而且也可以有补于世道。所以，他的“拼命”，首先在于“敬事”：“因学书悟到先儒一‘敬’字。”《逸周书》“敬事曰恭”；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盖事有正余、大小，“敬事”的态度则一以贯之，无有分别。他的“自然”，在于不存功利心：“为学求益，非善之善者也。学之为益也无形，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一岁计之不足，十岁计之有余。假使有益然后学，是无益将不求矣。是故为学之道，当视为吃饭睡觉，当然如此，乃善之善者。夫学书不可求益，临书不可求工，尽之矣。”他的“拼命到自然”于是便臻于心信手、手信笔之境：“下笔最忌疑，要使心信手、手信笔，则不疑矣。要求其信，莫善于熟。虽然，去一‘疑’字，则天下事皆可为之。孙吴用兵，不过如此，何止于书。”可证他的书学思想，还是从经史之学而来。 但即使如此，个性的创造还有雅俗、高下之分，并不是只要有个性就是好的，“奇形怪状”不也是个性，而且是更富于视觉冲击力的个性吗？所以，名山先生论书的第三个重要观点便是“胸中有道理”：“胸中原来无字，所以临下笔写出多少奇形怪状来。问：‘如何胸中便有字？’曰：‘也须要有些道理，有些见识，然后胸中有字。’东坡谓‘胸中有个天然大字’，只是胸中有道理而已。”又说：若王、虞、颜、柳，“大都有高旷绝俗之资，有勤苦不易之志，亦皆为道之一体，未可谓全无道理也。若只是一个世俗人，如何胸中有字来？”这个“道理”，我们今天一般理解为“风雅”。典型的标举，便是袁中郎、董其昌辈性灵诗文的风流闲雅而“平居大异于俗人”。但在名山先生，更重经史、《春秋》之学，《诗经》国风、大小雅的“温柔敦厚”“思无邪”，而“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夺”。没有这样的学养，即使在“行其所无事”的基础上“拼命到自然”，也不过技术之事，艺术的境界是不能高旷的。更遑论有些书家要在无事生非的创意下，带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拼命”到不“自然”，并把不“自然”当作习惯成“自然”的“创新”风格？ 昔者，欧阳修论“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苏轼论“(文)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盖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我于名山先生的书艺、书论，亦作如是观。读孔子《春秋》，要在微言中见大义，则读名山书论，宜于余事中见正心。志道而“游于艺”，与职艺而“进于道”，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者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