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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优秀文化，“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职于艺”者要再“进于道”，而“志于道”者不妨“游于艺”。由于“职”、“游”的不同，所以，对于同一门艺术，二者的认识有时不免会发生相当的分歧，尤其在书画艺术上更是如此。近读《名山书论》(《名山丛书》卷一)，其所倡与平时习见的专业书家的观点，便大有径庭之处，但又似可以作为专业书家的参考。 钱名山先生无意作书家。他一生的学问，全根柢于经史尤其是《春秋》之学，于《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多有发明而尤重《左传》，识者以为“精思独创，实清儒著述中所未尝有”。但不同于作为专家的经学家、史学家、《春秋》学家，他不是把经史、《春秋》作为研究的“学术”，而是作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立身处世包括“余事”之书法的“学养”。这一点，从他的《名山书论》尤其可以看得清楚。名山先生作书，迥异于近世专业书家的悬腕、悬肘，即使作盈尺的大字，他也是手腕靠在桌面上的。抗战期间鬻书赈济难民，甚至写到把手腕磨砺出血!他的弟子谢稚柳先生作书，同样也是如此。对这种书写方式，可能当时便有人提出质疑，因此，他在《名山书论》中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古人作书未必“以悬手(即悬腕、悬肘)为法”。但我以为名山先生书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此，因为“执笔无定法”，悬手还是不悬手，更是各人的习惯问题，二法尽可并存，不必执此而斥彼。 在我看来，《名山书论》的最大创见有三。一是“行其所无事”。什么是“行其所无事”呢？就是书法最基本的规矩法则，“是‘画’，还他平；是‘竖’，还他直；是‘口’，还他方；是‘田’，还他四孔均匀；是‘林’，还他两木齐整；‘川’、‘三’，还他两夹清明；‘齐’、‘灵’，还他左右轻重如一；长的还他长，短的还他短，扁的还他扁，如此，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俗书之坏，只为习气多。凡所谓习气多，皆非字之固有者，皆作伪，心劳口拙之类也”。又说：“奇形怪状，一切皆是野狐禅。夫道若大路然，书犹如是也。所见书家，方其初学，弥为近理，及其成家，必入丑怪。一入歧途，永无出路。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横平竖直，是写字的基本准则，当然不是水平、垂直而不妨右上、左偏，但移步不换形，决不能把横写成不平到不成横，竖写成不直到不成竖。这就是《论语》中“博学于文”、“亦步亦趋”，“无过无不及”，和韩愈《进学解》中“踵常途之役役”的意思。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少书家却把心力用到了无事生非的“大跨度创新”上去，舍常途而欲“独辟蹊径”，弄得“奇形怪状”以博取观者的眼球，他认为是不可取的。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名山先生于书法，则可谓“烹小鲜，如治大国”。这个“行其所无事”的书学思想，便通于《春秋》“大一统，攘夷狄”的义例。横平竖直好比周室，变化创新好比诸夏，而“奇形怪状”便成了夷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有“用夏变夷”，无“用夷变夏”，这其间的等次彝伦、文化差异，施诸于“治大国”为《春秋》学，施诸于“烹小鲜”便为书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