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
郭熙 (南京210093 南京大学中文系)
零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社会语言问题研究已经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注意。马来西亚是华人最集中的国家之一，其语言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国内已就此发表不少文献。例如李英哲（1999）、李如龙（2000）、杨贵谊（2000）、练春招（2000）、邹嘉彦和游汝杰（2001）等。这些研究的角度、材料和背景各不相同，但它们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该国华社的语言很有启发。 笔者2000到2001年四次赴马来西亚，在北马地区惟一的华文高校韩江学院协助建立中文系及华语研究中心，逗留时间累计共五个月，有机会对槟城华社的语言进行了初步的观察。观察下来，觉得研究马来西亚华社不能不研究槟城华社，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不能不注意槟城华社的语言生活。现不揣浅陋，就所观察到的情况在此作些介绍，也算是对上述文献的补充。
一
槟城（Pulau Pinang）也写作梹城，又称槟榔屿，是马来西亚13个行政州之一的槟州首府所在地。槟城的中心城区又称乔治市（George Town，因英王乔治三世而得名），位于槟榔屿的东北。岛上40%的人口居住在这里，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城市,也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槟榔屿扼守马六甲海峡北口，位于马来半岛海岸对面，最窄处海峡只有3英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风景也极为迷人。自1786年开埠后到现在，槟榔屿已经有2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全岛面积约285平方公里，总人口55万2千909人(2000年)，其中华人30万9千965人，占总人口的56.06%；马来人18万9千699人，占总人口的34.31%；印度人5万零313人，占总人口的10%，其他民族2千932人，占总人口的0.53%。[1]槟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华人担任。 传说早在1405年，郑和曾踏足槟城。槟榔屿西南区的都茅至今有传说中的“郑和三保公脚印”。而华人在槟城的定居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8世纪后期。当时的华人为数不多。公元1790年前后，当地的华人不过200名之内（谢诗坚，1984：3）。到了1804年，槟城12000人口中，华人占五分之二, 华人多聚居在市区（同上，449），1821年，槟城的华人数为7558人（同上，448）。由此可见华人增加的速度。 按照王赓武（1994）对海外华人的分类，移居槟城的华人也可以分成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1）华商型；（2）华工型；（3）华侨型；（4）华裔或再移民型。和其他马来西亚华人一样，华人移居槟城有三个高潮：一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军阀混战时期；二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是抗日战争时期，例如马来西亚著名作家任雨农先生（湖南籍）就是1937年到槟城的。槟城华人来自国内许多地方，但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也有海南岛和其他省县的。 槟城人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分成两类：（1）移民华人；（2）土生华人。土生华人又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华人后裔，一是早期移民华人同当地人通婚者的后代，即所谓峇峇（baba）和娘惹（nonya）[2]。他们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日常生活中也保留了一些华人的传统，他们相当注重华人的传统礼节、风俗和信仰。由于他们并不向马来民族认同，马来社会也不接受他们为马来人，而是仍旧把他们看成华裔社会一分子，华人社会也接受这一点（林廷辉、宋婉莹，1999：70）。 槟城华人的同乡意识、宗族意识非常强烈。各种同乡宗族会馆到处可见，多座同姓聚居的姓氏桥[3]如姓林桥、姓周桥、姓陈桥、姓杨桥、姓李桥等更是槟城华人社会的一大景观。 槟城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城市。各种民族、各种宗教代表性的建筑随处可见。其中许多古老的宗教建筑城内充满华族风情。在街上有许多古老的会馆，最古老的乡会是嘉应会馆和增龙会馆(1801年)，最古老庙宇是大伯公庙(1799年)及观音亭(广福宫)(1800年)。其他又如香山会馆、福德祠、宁阳会馆（台山）、武帝庙、何氏家庙等。会馆内古碑、匾牌很多。例如华人大会堂内就有这样的长联： 平其不平,安其所安,喜今日一杯称庆,旧基新宇,遥挹注五千年源源历史文化,落成此中华会堂。登临拍手高歌,爱槟榔屿壮丽风光,山环海绕; 章以当章,美以加美,念先人万里投荒,斩棘披荆,渐结合三大族世世同胞感情,共建我南洋邦国,俯仰伸眉展望,看轩辕氏神明苗裔,霞蔚云蒸。 除了上面提到的遗迹外，槟城华人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例如大量的华文书籍和报章等等。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目前就藏有大量的槟榔屿华人研究的文献资料。根据李金生的研究，这些资料大约可以分为9类：（1）档案文献；（2）碑铭文物、图片；（3）官方出版物；（4）报章、杂志；（5）社团与学校刊物；（6）谱牒、人物志；（7）方志、年鉴、调查、指南；（8）手稿、回忆录、日记、游记；（9）作家与作品。[4]此外，槟城的韩江学院正在筹建华人文化馆，将广泛搜集反映华人历史足迹的资料。这对于槟城乃至东南华人社会的研究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二
槟城是一个典型的多语社会。就一般而言，槟城的语言有四种：（1）马来语，这是马来西亚的国语；（2）英语，是马来西亚的通用语；（3）华语，这是华族的通用语；（4）泰米尔语，大多数新马印度人的母语。 大多数的槟城华人一般都懂两种以上语言，受过教育的槟城华人则会四种话：（1）华语，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域外变体；（2）英语，包括正宗英国英语和非正式“槟城英语”；（3）马来语，可以分为正宗马来语和巴刹马来语，后者是流通于集贸市场（即所谓“巴刹”）的族际通用语，其中混有汉语方言、英语乃至泰米尔语成分；（4）汉语方言，多为福建话，但已经形成了槟城特色，也有客家话等。面对不同的人，华人会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谈。不同的场合人们会自如使用不同的语言，语码转换随时都会发生。置身于此，你不会不为那里华人超人的语言能力所折服。 华人社会在正式场合常使用三种语言，依次为：（1）华语（普通话）；（2）英语；（3）马来语。后者使用极少。笔者参加过韩江学院的毕业典礼，当时马来西亚副教育部长韩春锦就是分别用马来语和华语两种不同的语言致词的。我不懂马来语，但是韩的双语演讲使我意识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当时用华语演讲的时间比马来语至少多了三分之二！通晓双语的朋友告诉了，韩的马来语极其标准流利，但他用华语讲的内容远远超过了马来语。这或许还是使用母语更方便吧。 和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华语一样，槟城的华语与普通话有明显的区别。我在任何一个地方讲普通话都马上会被当地人辨认出来自中国。这种区别在语言的各个方面都存在，其原因也非常复杂（郭熙，2001）。 日常生活中华人使用槟城福建话。槟城福建话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属于本土的语言。它不同于中国大陆福建话的任何一种次方言，因为它不仅是多种福建话的融合，同时也从马来语、英语、汉语其他方言中吸收了不少成分。许多槟城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中国的福建老家可以听懂那里的福建话，但那里的福建人却听不懂他们的福建话。槟城福建话在巴刹非常流行。在华人家中、社团或宗祠也可以到处听到这种话。事实上，这种福建话已经成了槟城华人的标志，人们很容易通过它确定一个人是否来自槟城。但是，它或许不大适合表达科学术语等。一个正在讲槟城福建话的人在需要表达一些科学概念时，会很自然地转换其他语言，通常是华语或英语。 槟城华人在语言使用上有不同的群体：（1）除了方言以外，也讲华语，以方言为主，这一类多为老一代的华人；（2）主要使用华语和方言，这一类多为中年人，也有许多青年人；（3）主要使用英语和国语（马来语），口语中也会使用华语和方言，这一类多为青年人；（4）只使用英语、马来语和福建话，不会华语，这一类各个年龄层都有。一些华人对不会华语的华人称为“香蕉人”，因为他们只有皮肤是华人。 很少有华人会泰米尔语，这显然是因为这一语言是弱势语言。华社以外的成员也多少会用一些汉语的方言。例如，一些土生土长的马来人、印度人，也会讲汉语福建话和（或）简单的华语。我经常光顾的一位卖福建面的摊主不是华人，但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槟城福建话，还会跟我讲简单的华语。笔者在槟城期间访问过各界华人人士数十位（加上一起工作的华人同事可能会超过百人），绝大多数都是上面说的“四会”，其中有的华语讲得相当标准。他们之间有时讲福建话，有时讲华语，但华人之间极少听到讲英语的。比较起来，年轻华人的华语讲得非常好，但也常有散装英语的掺杂。我们也注意到小贩以及工匠等所使用的语言。这些华人之间大多使用槟城福建话，但是也都会使用不同程度的华语。晚期的移民还带有自己的乡音，例如上面提到的任雨农先生，笔者访问时89岁，他的华语就带有明显的湖南方音。 一些政治团体内部有自己的政治语言。例如，尽管“同志”这个词在马来西亚已经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屡见报端和其他媒体，但政治团体内部的正式场合人们仍然频繁使用。我曾观看过马青主办的一次相声比赛，会上该团体内部一律称“同志”。 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所有政府中学，媒介语是马来文。小学媒介语视源流而定：国小媒介语是马来语，华小是华语、淡米尔语 (即泰米尔语) 小学是淡米尔语。所有的中小学马来语(国语)是必修课。 华文学校的教学语言主要是华语。这里所说的华文学校主要是指以下几种学校： （1）华文小学 指以华语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政府小学，除了马来语和英语外，其他科目都是以华语华文进行教学。华文小学向来是华裔子弟接受基础教育的地方。不过近年来随着华文经济价值的提升以及良好的校风，也吸引了许多友族将子女送往华文小学受教育。据统计，到1998年1月31日，全马有华小1283所，其中槟州90所；全马华小学生599520人，其中槟城为52675人[5]。 （2）华文独中 由华人自己出资举办的独立中学，目前全马有60所，槟城全州有6所。独立中学中也有友族孩子就读，但比例极小。 （3）华文学院 90年代槟城成立了惟一的一家华文学院——韩江学院，教学语言用华语和英语，除中文系和大众传播系一些科目用华语外，其他科系用英语教学。 此外，原来的一些独立中学，例如著名的钟灵中学，后来接受政府改制，成为所谓国民型中学。国民型中学也使用华语作为教学语言，但显然已经不再是主要语言了。本文无法详细讨论国民型学校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杨贵谊（2000）、柯嘉逊（1999）。 马来西亚华社在坚持华语教育的同时提倡学好三语——华语、英语和马来语。2001年9月，槟州华校校友联合会主办了全马第23届独中三语（马来语、英语和华语）演讲比赛，当时笔者正好在槟城，有幸担任华语组（初中组和高中组）的“主裁判（评委）”。比赛中语音和语调各占25%。语音方面分为发音和音色两部分，其中发音（包括声韵调、轻声与儿化、音变）占20%；语调则包括抑扬、停顿、语句连贯、轻重音和通畅5个部分；内容方面也对用词和语法是否规范列入了标准。可见学校教育对语言规范的重视。 学校里教简体汉字，并用汉语拼音进行教学。 西马的主要华文报纸在槟城街头到处可以看到。主要有全国发行的《星洲日报》(Sin Chew Jit Poh，1929年创办)、《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1923年创办)、《中国报》(China Press，1946年创办)、《光明日报》(Guang Ming Daily，1987年创办)和只在槟城发行的《光华日报》(Kwong Wah Yit Poh，迄今世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华文报纸，1910年孙中山创办)。其中后两种报纸是在槟城出版的。报纸以简体字为主，偶尔也有繁简字混用的情况，据说是原来使用繁体，后改用简体，之所以繁简混用是为了普及简体字。报纸上的文章均为白话。买华文报看是华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不使用白话的情况也有，主要是讣告专版中的语言。讣告的语言几乎千篇一律，大概是多年形成的传统。槟城华人去世，都要在报纸上刊登讣告，其亲友同事也会刊登唁文、挽词。例如： 哀启者：先慈X门XXX夫人恸于2001年3月10日（辛巳年二月十六日）晚8时35分寿终正寝，享寿七十有五，儿孙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泪涓3月15日下午一时扶柩发引至XXX安葬。 由于槟城是一个多语社会，所以街上到处是多种文字的招牌和广告。使用汉字是华人商店的标志。尽管政府规定汉字招牌在尺寸上不得大于马来文，但汉字招牌和广告仍然非常显眼，看到这些汉字招牌，你甚至根本不会想到已经置身国外。除了标准汉字外，槟城到处可以看到方言或普通话极少用到的字，常见的有“叻、吡、峇、杪”等等。 有必要谈及槟城的街巷名。法定的槟城街巷名是马来语，路标全用马来文,例如Jalan Pinang(直译槟榔路，华人称槟榔律)。但是许多街巷都另有华语或福建话名称。例如“车水路、打石街、打铁街、汕头路”等等。这些华文地名记录了华人在槟城生活的历史，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除了学校教学，槟城使用汉语拼音的不多。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名的拼写方法是用拉丁字母按照方言进行拼写。他们称之为英文名称。从名字的拼法可以看出他们是福建人还是广东人或客家人。因此同一个姓会有不同的拼法。例如同样是姓“蔡”，就有Chuah和Chai两种拼法；“陈”则有Tan、Chan等不同的拼法。更极端的情况是，因为注册地不同，同家同姓在护照或身份证上可能会有不同的拼法。 槟城没有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所以有声媒体的影响和其他地区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当地的华人更喜欢看华语节目（近年来粤语节目的影响也很大）。各语种的电影或电视剧都附有包括华语在内的多语字幕。 槟城华人的语言使用也在流行文化上反映出来。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华语、粤语的录音录像带。华语和粤语歌曲、影视节目等正在影响年轻的一代。受访的年轻华人大多能听懂粤语广播，也有不少会唱粤语歌曲。当然有不少歌曲在进入马来西亚的过程中进行了“非中国化”的处理，例如《长江之歌》就被改名为《大河之歌》，歌词中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当然，这一该对歌曲的韵律会有些影响。另外，我曾经非常吃惊地在槟城发现，他们在运动会上所使用的进行曲也是中国的。 观察槟城华人的语文生活也应该考虑到新生代。越来越多的槟城的小孩已经不会说福建话了。因为这些小孩都从教师、家长、以及传媒那儿学习马来语、英文以及华语。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槟城华人社会的语文生活有自己的特点，但在华语的使用方面，总体上和中国汉语社会是一致的。因此，有不少马来西亚华人都常常说，除了中国人之外，马国华人是最像华人的华人，将是永远最像华人的华人。而这中间，槟城的华人社会起了而且还将要起着大本营的作用。
三
在中国，一个人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上常常要付出终生的努力，而且仍然会有沟通上的困难。但是，在槟城这种现象几乎见不到。这里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多语教育，一个是多语环境。 在语言教育方面，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正规教育方面，多年来，学校教育中主要语言如英语、马来语和华语的语言课程都有重要位置。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槟城华人社会500多个血缘性团体（如宗祠会馆）及地缘性组织（如同乡会）等通过筹款及社会活动推动教育，从而为多语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我们在很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到槟城华人社会对多语教育的支持。一个家庭的孩子可能被分别送到华语、马来语以及英语源流的学校受教育。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以及语言能力。但是，这并没有造成沟通的难题。因为在一般槟城华人的家中，槟城福建话才是沟通的语言。我们曾看到不同语言教育背景的夫妻，也看到了不同语言背景的兄弟姐妹。在非正规教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报章、电台以及其他媒体。 槟城的语言环境是槟城多语的土壤。在受教育以外，槟城华人还在自己的语言环境例如通过家中交流、朋友交谈中等学习和使用城福建话和巴刹马来语的。上面说的500多个华人社团等也在推广华语和提倡方言起到了积极作用。李英哲（1999）谈到同乡会馆、同姓宗祠乃至宗教对语言文化维持所起的作用，这和我们的观察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槟城的跨同乡、跨姓氏、跨宗教的交往越来越多，而这一情况对槟城福建话的形成和华语的推广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为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景观赞不绝口的时候，槟城华社的许多人士在受访中表示了对这种多语的忧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现在什么语言都会一点，但没有一种语言是真通的。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母语能力。200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群记者提出的突出问题就是问当地华语可以打多少分。笔者对槟城华语的充分肯定随即在第二天的当地华文报章上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槟城是一个典型的多语社会，但是正如上面所说，槟城华社更多使用的是华语和汉语方言，“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以外最像华人社会的华人社会”[6]。这种语言景观的形成固然与华人的人口数量和居住地集中有关，但也必须看到华人坚持华语教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00多年来，槟城华人社会坚持母语教育，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民族语言。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有不少关于槟城美谈。例如：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始于槟城——一八一九年这里建起了第一家私垫－－五福书院(陆庭谕,1981)； ——1954年6月4日，槟榔屿三轮车工友联合会举行了“为南洋大学义踏”的活动，500辆三轮车义踏一天，筹获款项逾万，轰动了新马两地，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 ——韩江中学等华文独中坚决反对改制。 显然这些都对华语的推广和普及起了积极作用。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政治和经济。马来西亚政府后来也认识到华语在国家的和谐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实行了多语教育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华族和友族学习和使用华语。 在槟城，人们常常谈及华语的未来。实际上这也是常常见诸报章的一个话题。我们上面谈到了人口、聚居、正规的教育以及同乡会、宗祠以及宗教等等的影响。如果仅就这些方面来看，槟城的华语会有着很好的前景。但是，按照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总人口的25.5%。华族人口比例自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就一直往下滑，从1957年的37.2%减少至2000年的25.5%，目前，华人的比例还在继续下降。一些人士指出，预料在100年后，华族将只占马国总人口的5.5%，并将在2020年时减少至18.7%。到了2100年，华族将只占5.5%[7]。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华人继续以聚集型的社会存在，否则华语将会逐步消失。由此可见，槟城的华语正处在十字路口。 四 在分析槟城华语的未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华人的语言态度。因为一种语言得以维护与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对这种语言的态度也有密切的关系。 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同样非常复杂。民族、国家的认同肯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在上面讨论中已经可以看出来。槟城新一代华人与老一代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从一些用语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年老的华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称去中国为“回中国”，而年轻人则说“去中国”；老一代或一些知识分子在问道中国的情况时说“国内情况怎么样？”，而青年一代则说“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字之差反映出说话人的马来西亚意识。这或许意味着马来西亚政府所倡导的马来西亚族的观念正在逐步形成。他们的效忠对象应该是马来西亚，中国不再是他们的祖国[8]。 作为侨民的华人和作为马来西亚人的华人对华语的忠诚肯定会有不同，但是不应把国家认同跟语言态度等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考虑到影响语言态度的其他因素，例如，在我访问过的华人中，有的当年曾支持、参加或同情当年反政府组织（如马共和劳工党），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到现在也还有难以解开的中国情结。这些人维护华语的态度极其坚决。而还要顺带提及的是，当年中国对马共的支持也使得中国大陆的汉语对这里的华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面说的老一代华人也包括不会讲华语的华人（包括原来的英校生和所谓槟峇峇娘惹）。笔者曾访问过马来西亚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槟城光大（KOMTAR）的设计者拿督林苍吉（DATUK LIM CHONG KEAT）。他不会说华语，但是他也在非常努力地提倡华语和华文化。 将影响槟城华人社会语言态度的另一因素是作为华语大本营的中国的发展。《亚洲周刊》一篇文章在分析到海外华文的情况时说，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会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增强[9]。语言的市场价值决定了社会是否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某种语言。因此，中国全方位的发展、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为海外华语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将是海外华语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槟城华社语言学习和运用的实际也影响到一些人的语言态度。我们曾经讨论过海外华社语文工作者对华语规范工作作出的贡献，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一工作中，一些语文工作者出于对汉语的热爱，片面强调华语的纯洁和规范，导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例如，我在槟城遇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谈汉语色变，甚至失去了学习汉语的信心。上华校不如上英校或国民型学校的心态在年轻人中并不鲜见。他们觉得华语离他们太远了，认为自己永远也学不会。文化认同上的演变加上华语学习被认为是一种负担，必然影响到新一代华语的学习和使用。 就理论上来说，槟城华社的语言生活的发展方向有以下几种可能：（1）维持多语并继续以华语为主体，其水平逐步向汉语标准语靠拢；（2）维持多语并逐步偏离汉语，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华语；（3）逐步为其他语言所取代。但不管发生上面所说的哪一种情况，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槟城福建话将会逐步消亡。 从目前情况看，槟城华社的语言正处于第二种情况，但同时也有向第一种情况发展的趋势。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第三种结果。 本文在观察的基础上对槟城华社的语言生活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我们明显感觉到槟城的华语是汉语普通话的一种域外变体，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的特征，而我们尚未能对这些系统特征作出深入的探讨。 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整个人类正在进入双语或多语的时代。槟城是一个研究多语的基地。我们相信，积极开展对这一地区语言生活的研究，无论对于社会语言学还是一般语言学都会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心这一地区的语言问题，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更多的成果。 参考文献 郭熙(2001)《华语与普通话》，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01-04-11/12。 郭熙(2002)《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柯嘉逊（1999）《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第3版。 李如龙（2000）《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李英哲（1999）《双语双方言研究的新契机》，见《双语双方言》（六），汉学出版社。 练春招（2000）《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士乃镇的客家方言》，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林廷辉、宋婉莹（1999）《华人社会观察》，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 陆庭谕（1981）《我国华文教育问题面面观》，发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槟城南大校友会主催现代教学研讨会上。 汪惠迪(1999)《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王赓武（1994）《中国与海外华人》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谢诗坚（1984）《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第二版，马来西亚。 杨贵谊（2000）《新马华社与马来语文近况》，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邹嘉彦、游汝杰（2001）《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和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载《中国社会语言学》创刊号，2003年） --------------------------------------------------------------------------------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本土汉语和域外汉语协调策略研究：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曾在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会议上宣读，会后又作了一些修改。 [1] 关于槟城的人口和面积国内以往的文献中说法不一，这里分别引用的是槟州州议员李学德先生和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工作委员会主席杨欣儒先生向笔者提供的政府最新数据。另外，槟州的总人口为118万5千683人，其中华人54万9千497人，占46.34%；马来族50万6千323人，占42.7%；印族12万4千839人，占10.53%；其他民族5千024人，占 0.4%。 [2]新加坡《联合早报》张从兴先生来信认为，在新马一代，土生华人只是指峇峇和娘惹，不包括华人后裔。同时他还认为，峇峇和娘惹也不完全是早期移民华人同当地人通婚者的后代，严格来说应该定义为“早期移民华人互相通婚及早期移民华人同当地人通婚者的后代”。本文对“峇峇”“娘惹”的界定依汪惠迪(1999)。 [3]在海边浅水区上搭起的木板房群落。下面用木桩支起，房子在两边排开，住户可达数十家；中间是过道，像港口的栈桥。在槟城，只有一座“桥”上的住户为不同姓氏，其他均是同姓居一“桥”。故当地人称之为姓氏桥。 [4] 见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海外华人研究”主页。 [5] 资料来源：大马华文教育网站:www.catcha.com.my [6] 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一些领袖常说的话。 [7]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5月8日。 [8]关于马来西亚族的观念的形成，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佐证。林廷辉、宋婉莹（1999：56-65）以《我们不是“海外华人”》为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作者提出马来西亚华人应该自称“华裔马来西亚（Chinese Malaysian）”人。 [9] 《亚洲周刊》2001年7月9日—7月15日，第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