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与年》是在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北京半个多世纪沧桑变迁的回忆。作者生于1950年代末,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度过;青年时代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因而使得书中涉及的历史文化事件,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又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命运的探究思索,记忆丰富鲜活,文笔生动思辨。本文摘自书中的三篇短文。 自行车 那时城市干净,孩子显得特别多,到处都是孩子。但孩子再多也构不成一个城市,相反事实上倒让城市显得更加空旷。一系列迁徙的奇观造成了孩子世界的奇观:我们成了城市的主角。无论街上还是学校,上面没有了年龄的阶梯、自然的秩序,没有了压抑,我们一下玩疯了。即使像我这样安静的经常待在房上的孩子,也会骑上自行车,疯上一阵。 那时一个孩子骑自行车不是件容易的事,自行车少,人们主要还是步行,或坐公共汽车,甚至公共汽车都少。再有就是我们的身高还不能骑车,不到骑车的时候。但是哥哥姐姐们突然都去了农村,留下年龄阶梯的空当,我们当然要骑。那时只有两三个牌子,飞鸽、永久,后来有了凤凰。没有女车,反正我们院没有一辆;非但没有女车,就算上面提到的几种也没有。我们院的车已经老掉牙,与各家祖辈传下来的大立柜、八仙桌、太师椅、老座钟差不多。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院那几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却都是名牌,飞利浦、凤头什么的。其实我很小就知道飞利浦,但是完全不解,不知飞利浦为何物,觉得比飞鸽、永久差多了,而且听上去怪怪的。后来听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里面说的那个“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车,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骑的飞利浦,没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飞利浦那样有名。 匮乏年代,自行车是神奇之物。事实上有很多年自行车对整个中国都是神奇之物,故宫里的小皇帝对自行车比对钟表着迷多了,皆因它虽是现代的、机械的,与传统不合,但是直通人的天性,也就是说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带来了人的主动,自由感,不必再借助牲口,仅凭人力就可以飞起来,这是人本身就诉求的神奇。为什么叫自行车?并不是自行呀?但是到了中国它就有了自行的味道,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认知。 严格地说座钟也是机械的,但显然过于机械了,机械得与让人无动于衷的木鱼差不多。而且座钟意味着命令、早起、催促,和老奶奶反复叫起床上学去一样的烦。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疯自行车就是潜在地解对座钟的恨,是无视座钟、发泄座钟。每个老奶奶后面都有一个座钟,象征静止、时间,漫长的无可抗拒的时间,一如重复的机器本身。 但自行车不同,它是天性为自主而生的。 我十一岁,个子又小,甚至还没自行车高,但是骑。骑不上也骑,掏着自行车裆骑,俗称掏裆。根本不管有多难看,不管这是否是一种残疾人飞翔的骑法,残就残了,我们“姿势优美,架势难得”。我已记不得我们这些孩子谁先发明了掏裆骑法,有可能是看了马戏团表演受到启发。但那时哪儿有马戏团,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等八个样板戏,唯一可看的是《红色娘子军》,女生穿着短裤排练,小胸已经开始发育…… 不,不是马戏团,或者我们自身就是马戏团?时代的马戏团?我们无师自通。没错,当我们把一条腿穿过自行车三角区,够到另一边脚蹬子飞快骑起来,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马戏团;我们的两只手像猴子一样吊在车把上,就是十足的无师自通马戏团。我们先用那边的脚“口吃”似的滑两下,然后,这边还在地上的脚猛地踩到脚蹬子上,瞬间身体外挂,而车却“飞”起来。是的,我们就是那个时代野生的马戏团。我们的姿势比批斗会上坐“土飞机”的人强不了多少,说实话就算是残疾人也比我们好看一点。然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凭着自己小小的身体第一次让自己脱离地面“飞”了起来。有了这种飞,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们。 我们不仅一个人飞,还几个人同时骑着自行车飞,一队“身残志坚”的人挂在自行车一边,风驰电掣,如同一个时代的写照:畸形但什么也挡不住生长。然而,这只是后来对往事的一个浓缩的记忆,事实上一队自行车的情况很少,那时自行车太少了,平时摸到一辆已很不容易,只有过年过节才可能发生,所以我得特别感谢儿时的伙伴七斤和秋良。七斤和秋良是兄弟俩,相差两岁,我骑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家的车,他们家就有辆老式的飞利浦,“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据说他们的爹买这辆车时就是旧车,我觉得那甚至是二三十年代的车。他们哥儿俩有时偷着把车推出来,院里的孩子秘密跟着,自然也要骑,不让骑不行,必须让骑。顶多是他们哥俩骑得多一些,我们骑得少一些,人家吃肉我们喝汤,这是童年的规矩。 刚开始还骑不上,一般是先练滑轮,能控制车了再掏裆骑。另外一种是掏着“裆”滑轮,比较费劲,但学得快,我就是这样的。但我身边没有哥哥或弟弟,没人给我扶着,摔倒就在所难免。而掏裆骑,摔得还特惨:人挂在一边,摔倒时,整个自行车会把人砸在底下,起来特别困难。其实摔着自己还不怕,最怕摔着车,每次倒下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想保护的不是自己而是车。摔着车,人家就再不让你骑了。我就曾被不让骑过很长时间,只能一边站着看,很无助的。 刚学会骑车,是多么渴望得到一辆车,因此最盼过年。一过年,院里就会有骑自行车的亲戚来拜年。车上挂着点心匣子,差一点儿的也是一包点心,包装纸上洇着食物油。尽管看得直流口水,但自行车还没停稳,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车钥匙。亲戚有的犹豫,有的痛快,拿去吧!我们最喜欢那种痛快的愿意让孩子高兴的人,我后来也愿做这种痛快的人。真的,对孩子痛快一点吧,孩子会记你一辈子的好儿。过年时差不多每个孩子最后都能摊上一辆车,然后大家在院子门口排好队,一声令下,一起出动,一起掏裆,一起挂在一边,风驰电掣,你追我赶。春节在我们小时觉得就是春天了吧,我们这些孩子完全堪称那个年代的春天,我们浩浩荡荡,整条胡同仿佛有春水,就像电视里赵忠祥后来说的迁徙的动物一样浩荡。只是我们是一群撅着屁股类似残疾的动物。可惜那个年代没有赵忠祥,没有那解说员,也许已有外星人在主持一档节目,但我们不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