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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您曾说过，复原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的关键问题是史料的不足，能否举例？如何克服？ 周振鹤：资料方面，传世文献倒不难弄，有多少即多少，但比较分散。年代越到后来越分散，所以要有办法找到所谓有用的材料。历代正史的地理志相当复杂，必须详细解剖分析。对于地理志以外的与地理相关的史料则要善于发现、绎、整合、条理与规范。材料不足时还要适当应用逻辑推理来弥缝历史链条的断裂。早期的材料很有限，就要注意考古的东西，用出土文献来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一有出土文献出来我们就修订。有新的出土文献出来，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样就越来越接近事实。 司马迁写《史记》，对秦朝如何划分全国行政区划，就一句：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到清中期大家开始知道，秦统一天下时是设36郡，后来应该有所增加，有40郡等说法，再后来王国维提出秦最后有48郡。我曾跟谭先生提过，王国维提出48郡之说，就单个郡名讲不一定准确，但总数48郡是有可能的，因为秦这个朝代很重视6这个数。谭先生过去认为，实际上有多少郡就多少郡，不必非说48郡。但后来谭先生在《图说》中修正了他的观念。一般人不注意这个学术细节，引用谭说还是用他在《秦郡新考》里的结论。司马迁写《史记》，对人事关心，对地理不关心，对政区他就写一句“分天下三十六郡”，余则不及一语，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郡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等差不多确定了这些郡名，结果里耶秦简一出土，竟出现了洞庭郡、苍梧郡这两个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郡，于是不得不重新考证整个秦郡的体系。 有时候，行政区划历史变迁的研究似是智力上的挑战和思维上的游戏，像在解数学题，有时真像是在解联立方程。光是一元方程解决不了，因为未知数不止一个。 读书：参与这套通史编著的学者都发扬了学术研究中的“工匠精神”，力求把各自领域的研究做到极致，所以这套通史可以说代表了目前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的最高水平？ 周振鹤：断代政区地理要做到极致，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的原则是能做多细做多细。留下尽可能详细的研究成果，而不管它是否烦琐。所谓烦琐，就是将颊上三毫都体现出来了，这样更像历史的本来面目。过于烦琐的部分并不一定要大众理解，而是要让专门家利用，并留下一份说明研究者智慧的记录。今后的学人可以补充，可以纠正，甚至可以重写，但这部通史却是轻易绕不过去的一块砖头。 我用“横看成岭侧成峰”来形容这套通史:单独看，每个朝代都是一个山峰，每一本就是一个断代政区地理，整体连起来看就是一片连绵山岭，是一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其中，李晓杰撰写的《五代十国卷》特别厚，尽量把每一年的变迁都整理出来，细针密缕，仅仅50年的史事，他用了50万字。还有余蔚的《辽金卷》也很不容易。辽是最难写的一个朝代，史料几乎只有一点点。有人说，为什么有的朝代延续两三百年你只写一点点，五代才50年你写这么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动乱时代行政区划可能变动得多，统一时代有时候变化反而少。二是越到后期的著作，汲取前期的研究成果越多，做得自然也就越详细。 我要深深感谢这套书的所有参与者，都以艰苦的考证研究为己任，行不由径——要走大路，从不企望走捷径。因为走捷径就可能会出毛病。我们就是每一步的考证，每一句话的写作，每一章节的分布安排都要有根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