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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有学者提出预见，说今后中国地理将有大的行政区划变化。到时人们就会想起这部书。 周振鹤：按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未来中国的行政划区将会有大的变化。但行政区划又不能凭空变化，再大的改变，也要在原有的行政区划基础上改变。我们曾经想要成立一个三峡省，以宜昌为省会，挂了牌了，但没做成。再比如我们解放初曾以河南新乡为中心建立一个平原省，也确实建了，但不久又废掉。所以建一个新省是不容易的，因为牵涉到各种政治行政方面权力、利益的再分配等。新中国成立后，建新省成功的只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再加上重庆直辖市。但行政区划里的民族自治区应该怎样做才好，是很大的问题。重庆市是建成了，但其实重庆建的不是一个市，而是分省。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行政区划一旦划定了就不变了，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受政区划定的影响。但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们每年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行政区划，所以我们现在每年都要给民政局出一本中国行政区划简册。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区也会发生变化，因为政区变化要适应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情况下，这套通史就会有重大的作用，人们会更重视此书。其实，我研究行政区划，不是强调行政区划的重要性，相反，是希望在经济上打破行政区划的封闭性，建立跨行政区划、甚至无视行政区划的经济圈。我巴不得行政区划不起作用，我们的经济才能腾飞，按经济的规律需求去发展，这一点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 读 书：您主编的这套通史，经历了十年的策划，而从第一部总论出版开始到各朝代的分卷陆续出全，又花了10年，以至于这套13卷的通史全部出齐后，又在2017年12月推出了全书的修订版。前后20年的投入与努力，在我国当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非常了不起。有学者感叹，在今天的高校学术界，要想再集结起这样一批全国顶尖学者，花20年时间共同投入一个研究项目，可能是“后无来者”了。能说说您在这个过程中的滋味？ 周振鹤：我就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事。确实，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放在现在的高校可能的确很难完成，非常不容易。谭先生在世时，毛泽东主席想看中国疆域政区历代变迁的地图，周恩来就让谭先生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本以为三四年能完成，但谭先生很认真，觉得不能只是把老的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一下就行了，要重起炉灶，结果这项研究他一做就是20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是当时中央的意图，举全国之力，调集一批人，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当时没有业绩考核，经费也不限。谭先生当年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行政支持，我们现在没有，只能是一批人志同道合的协作。当然这套书也是立了自然科学的项，立了全国社科的项，名誉上对参与者是有点鼓励，但当时的经费是不多的。 主编的过程当然有不少故事。像李昌宪先生写《宋西夏卷》，他很早就交稿了。《民国卷》也很早就交稿。当然有的朝代比较复杂，会稍慢一些，这也是正常的。有时候参与的学者也会叫苦，因为本身都还有其他科研任务。有问题我就和他们互相商量着解决。中间有几位学者因研究上耗费精力太大而放缓交稿，后来有青年学者参加进来救场。因为这个通史如果少一卷都不行，它就出不来了。此外，各卷要力求保持框架的基本一致以及风格的大致统一也是很不容易的。作为这套丛书的组织者，我要衷心感谢诸位学者同仁的合作与支持，没有大家的学术奉献精神，这部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读 书：这套通史完成后，对您的个人学术生涯有何意义？ 周振鹤：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各朝代接续的、但又是每个朝代详尽的断代历史地理研究著作，过去从未有过类似的总结性整体性的著述。我在《总论》里，把历史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规律作了一些总结，行政区划的结构实质如何，层级与边界有什么基本变迁规律等等，以及一些理论基础等等问题，都尝试写下来，另外厘定了行政区划研究的一些基本术语。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思考这些问题。比如“政区地理”这四字的术语可以算是我用开来的，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算是从我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起步的吧。再比如关于县的起源的研究。管县的那一级政区叫“统县政区”，这个名词算是我发明的。因为秦时管县的政区叫郡，有人就把它叫郡级政区，但隋唐时管县的政区叫府，怎么办呢，叫府级政区？不一致。还有的人想了个办法，叫一级政区、二级政区，这也不行，因为各朝代的行政级数不一样，容易混淆起来。秦时只有两级政区，郡以下就是县，而到了宋代是路-州-县三级，明代就是三四级政区混合，所以称一级、二级、三级政区这个办法不行。1990年我写《体国经野之道》时，我想了很久才想出“统县政区”这个名词，“统县政区”上面叫“高层政区”。因为中国政区变化再复杂，都可以分成三层，最上面一层就称“高层政区”。我这个想法提出来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使用，在这之前学界对这些术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