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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主编的13卷、1300多万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通史研究了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该书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在全面掌握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严谨邃密的考订，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面貌，并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将相关的复原细密至以年为尺度。通史的编撰集结了全国研究历史政区地理最优秀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经历了10年的策划和10年的出版，20年的光阴，成就这套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学术著作。 日前，记者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史地所采访了周振鹤教授。周教授的办公室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满满的书，除了沿墙的两排顶天立地大书架之外，会客区更堆满了临时运来的装满书的纸箱。这些纸箱装的是周教授自己家中的藏书，这几天正在挪地方重新整理，而他的办公桌上也是密密地堆放着海拔两尺的书山，已经堆到快遮住坐在电脑前的人影。记者注意到，那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已放在他身后那面书墙的中间位置，来访的客人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它们。 读 书：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而直到今天，行政区划还在规范制约着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行政区划体系历史变迁全过程的学术著作，您可否说一下它的基本学术意义？编写这套通史的缘由是什么？ 周振鹤：行政区划的变迁从来就是中国历史记叙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尤其有连续不断的关于行政区划的丰富历史记载，所以才有做这部通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对于行政区划的历史记载真的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内涵。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没有这样详细的原始记载。同时，行政区划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自从清中期以来更是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像钱大昕就是这方面的卓越学者，花很多工夫，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 198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不但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两项标志性的成果之一，而且是通代的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最高端成果。谭先生晚年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出了一本《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在其中所附的四万字图说，是谭先生对于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迁的简要阐述，是他对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最科学、最精心的结晶，《图说》对每一个朝代有一个钩玄提要的说明，是当时第一流的成果。假如天假以年，谭先生本来还应该写一部《行政区划通史》。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在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图集出现以后开始慢慢发生变化，更全面而且更深化了。大家注意到，《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个时期的图幅只表示一个年代的政区，并非反映整个朝代的政区面貌。马王堆汉墓出土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有人写文章考证西汉长沙国的范围，但都是以《汉书·地理志》所载的13县为说，却不知道该汉墓营造时的长沙国实际上比《地理志》所载要大了一倍有余。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地图集》讲的都是朝代之间的变化，还没有反映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全貌。所以我写《西汉政区地理》这一博士论文、想要研究西汉一代200年的政区变迁史时，谭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这篇论文做成以后，我认为，以中国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如加以详细考证，应该可以把朝代内部的行政区划变化也做出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写《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这个由头就是这样来的。不过，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读 书：《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面世后，很多学者评价它有经世之大用，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书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呢，似乎一两千年前的政区面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 周振鹤：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来写这部书，我们是为了学术研究来写这部书。我跟学生说，你们要读一些“无用”的书，老子3000年前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其实纯学术研究甚至不是无用之用。因为无用之用，强调的最后重点还是在用；而做学术研究，我只是要求真存实，要知道到底历史真相是什么，其他的不管。历史首先要追求的是“信”，而不是“用”。求真存实，比经世致用更重要。 当然，这套书其实仍然是有经世之用的，而且有大用。这是因为，我们改朝换代，其他的东西可以打破，但任何一代的行政区划必须在前代的行政区划基础上进行，不能完全重建一套。这是历史最奇怪的地方。王莽想重新弄一套全新的行政区划（其实也还是在西汉的基础上改造的），结果他的改造完全失败，东汉又重新来过，在西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历代的行政区划是怎么来的，自有它的道理。 中国文化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所有的制度关键在于“损益”。“损”就是去掉，“益”就是加上。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他：“十世可知焉？”十代以后的事我们能否知道？孔子说：“殷因以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以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殷、周都是把前朝的制度加以损益，而不是完全重建一套。一世是30年，百世就是3000年，也就是说孔子自称能预见到我们现在会怎么样。“损益”在中国文化上是很重要的东西，意义很重大。损益也可以叫做沿革，沿是不变，革就是变。所以过去历史地理的前身叫做沿革地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