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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文学的平庸 璀璨与危机并存的16世纪，最终以民族的悲剧收场。1578年，曾资助卡蒙斯写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年轻国王赛巴斯蒂昂战死在北非战场，葡萄牙王位继承再次出现危机。两年后，赛巴斯蒂昂的叔父，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接过葡萄牙大位，两国兼并达60年之久。这一时期，王宫从里斯本迁至马德里，大批贵族精英也随之转移，葡萄牙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势力遭到蚕食，文化上也日渐边缘。为了取悦更多读者，大批葡萄牙知识精英转而用西班牙语写作，如堂·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德·梅洛，早期就是用西葡双语写作、支持马德里朝廷的贵族典型。他的一些“道德文章”与戏剧作品虽有流传，但其封建保守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女性的贬低，多为现代读者所诟病。与此同时，王权日益集中、专断，宗教裁判所的压迫逐渐加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17世纪葡萄牙文学的平庸。葡萄牙文学的巴洛克时期，在卡蒙斯与西班牙黄金世纪诗人路易斯·德·贡戈拉·伊·阿尔戈特的影响下鲜有创新。自1572年至17世纪中叶，模仿《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史诗作品在葡萄牙就出现了30余部；在贡戈拉夸饰主义风格的影响下，效法者多追求精致修辞然而言之无物。 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或许是巴洛克文学中惟一值得称道的人物，他留下的书信与布道词展现了其文风的华丽与论证的雄辩，曾被誉为“天主教讲道者中的王子”，费尔南多·佩索阿也盛赞其为“葡萄牙语的帝王”。除了语言运用的杰出才华，维埃拉也因其在殖民地活动中的人道主义立场为历史所铭记。他6岁时随家人移居巴西，人生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巴西度过，是葡萄牙与巴西文学史所“共享”的一位大家。他在多篇讲道中为美洲原住民发声，批判奴隶制度，呼吁天主教会停止迫害被迫改教的犹太人。因为这些超前于时代的见解，在巴西，他被种植园主排挤迫害，回到葡萄牙又被宗教裁判指控为异端，后幸得教皇赦免。此外，维埃拉神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公开支持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光荣复国，并且留下一部《未来之史》，成为葡萄牙赛巴斯蒂昂归来主义文学传统的奠基作品。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一种弥赛亚式的等待，等待着葡萄牙的真命天子归来，结束本国本族的屈辱、奴役与身份危机。维埃拉在《未来之史》中畅想了一个叫作“第五帝国”的乌托邦，他预言继叙利亚、波斯、古希腊、罗马之后，将出现葡萄牙所引领的基督教帝国，人类彼此和睦，平息刀兵。后来，佩索阿在诗集《音讯》中继承并发展了“第五帝国”的主题。 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18世纪对于葡萄牙乃至整个欧洲而言，都是变革的世纪。经济上，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新兴事物受到追捧，资产阶级被推到历史舞台中心；政治上，绝对君权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空前加强，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不可一世，葡萄牙也出现了大权独揽的彭巴尔伯爵实施开明专制；文化上，启蒙主义风潮吹遍全欧，以天主教神学为基础的政治学说和文艺理论大遭挞伐，新古典主义悄然兴盛，巴洛克风格逐渐消亡。而以“葡萄牙诗社”（又名“里斯本诗社”）为标志的新文艺思潮则高举人本主义与古典主义两面大旗，尝试确立一种高贵而简洁的诗歌理念，代表人物有古雷亚·加尔桑、尼科劳·托伦蒂诺·德·阿尔梅达、葡萄牙浪漫主义的发起人阿罗纳女侯爵以及诗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杜·博卡热。 19世纪初，葡萄牙再经剧变，法国军队三次入侵，迫使王室仓皇出逃里约。恢复国土后，自由立宪派与专制保皇派展开多轮拉锯战，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启蒙中成长：异国流放、浴血奋战、出任使节、奔走政坛，这些经历为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做了深厚准备。作家亚历山大·厄尔古拉诺和阿尔梅达·加勒特跨过前两个世纪的晦暗与压抑，重新寻找葡萄牙人的身份认同。加勒特堪称葡萄牙浪漫主义早期最伟大的作家，政治履历耀眼，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成就甚高。他的长诗《卡蒙斯》、戏剧《吉尔·维森特的一部寓意剧》和《路易斯·德·索萨修士》都是将历史主观化演绎的作品，其中既有加勒特个人天才的匠心独运，也有英法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路易斯·德·索萨修士》中，加勒特采取古希腊悲剧的模式，表现了枯等赛巴斯蒂昂归来的“旧葡萄牙”和敢爱敢恨敢担当的“新葡萄牙”之间强烈的反差，一种新的民族身份和集体人格呼之欲出。加勒特最重要的小说《故乡之旅》某种程度上也在述说同样的时代矛盾，所谓的故乡之旅，只有里斯本到圣塔伦不到100公里的距离，但是这趟象征着自我认知的旅行支撑起了独特、多层的架构，散漫的游记叙述巧妙串连起作者的哲学探讨、政治评论与小说的核心故事，在自由党人革命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同时面临觉醒的紧张和抉择的痛苦。其语言之新、结构之奇、内容之广，使小说成为浪漫主义乃至葡萄牙文学中独一无二之作。 更晚一代的卡梅洛·卡斯特罗·布兰科是葡萄牙浪漫主义后期的标杆人物，与加勒特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和赤诚奔放的抒情文风相比，布兰科的生平和作品，都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任何主义或学派之外。布兰科的葡萄牙语用词精准、丰富，句法编排之中蕴含着极大张力，作为一代语言大师，他擅长以文字操控感情，可叙事绝不滥情。与同时代浪漫主义作家相比，布兰科更明白国民生活的实际，不会将“人民”理想化。就本质而言，布兰科的小说属于经典悲剧，而非近代新潮，他笔下的人物很多仍为古典时代的荣誉感和道德观所驱动，面对爱情、理想、公义，他们不惜生命，《毁灭之恋》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布兰科在小说叙事中保持克制、甚至有意与读者拉开距离的倾向中，已依稀可见文坛风气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布翁后半生已阅读到艾萨·德·奎罗斯《阿马罗神父的罪恶》这样的小说，并意识到现实主义不可逆转的崛起，然而他的调整终归不够彻底，也没有写出更成功的作品。 1865年，大学城科英布拉的一群保守派文人公开批评某些学生青年作家缺乏良好感知力、品位低下，被点名者包括诗人安泰罗·德·肯塔尔和特奥非罗·布拉加，后者不仅是近代葡萄牙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家、文学史研究者，共和国建立后还短暂出任葡萄牙总统。这次诘难史称“科英布拉问题”。肯塔尔当即公开还击，并联合奎罗斯、布拉加、拉米略·奥尔蒂冈、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尔丁斯等人，在1871年夏正式提出了“70一代”的文艺路线与政治主张，宣告浪漫主义已经过时，作为对“科英布拉问题”的最终回应。曾出使世界各地、长年旅居英法的奎罗斯吸收了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结合他眼中本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实证主义的因果视角，在小说创作中深入批判了葡萄牙政治低效、文化落后、宗教僵死、民智未开、道德腐化等问题，写出了“葡萄牙的《包法利夫人》”——《巴济里奥表兄》和巨著《马亚一家》。在奎罗斯眼中，葡萄牙的男男女女大多如敢做不敢当的阿马罗神父，或是巴济里奥表兄的“猎物”路易莎一样，人格软弱，见识粗浅，而《马亚一家》中的乱伦情节更象征了葡萄牙民族性格深处的自恋与病态。奎罗斯与“70一代”同僚一度坚信，强盛的英国、德国应是葡萄牙的效法对象，也正因为这种“落后感”带来的焦虑与悲观，有人将这群知识分子叫作“被生活所胜的一代”。不过，在遗作《城与山》中，能看到奎罗斯人生末期对于鼓吹“文明”、笃信“进步”的反思：落后农业国葡萄牙涅槃重生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资源，不在于工厂或城市，也许在一种健硕、勤劳、豁达的乡村生活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