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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石一枫和钟求是可以说提供了两种范式。《借命而生》在一种几近贴地行走的背景下，刻画了两个不甘于被现实和环境所塑造的主人公。他们的身份不同，但性格中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拗”。正是这一“拗”，使两个人同现实和时代之间构成一种错位的对应关系。他们一方面被时代所塑造和制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拗”的性格投入到对时代的改造中去，虽然这一改造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其所显示出来的毋宁说是一种虽败犹荣，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高”。相比之下，钟求是的《愿望清单》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针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的“审美”态度。这是钟求是的小说独有的写作姿态，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以一种批判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因而他们与时代或现实之间总是处于一种错位关系（落后或超前）。这是一种以批判的姿态重新激活下的现实日常，而不是新写实笔下的那种日常“原生态”。也是这一批判的姿态，使他小说中的现实生活具有了独有的钟求是式的诗意。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具有了康德意义上的“优美”品格。如果说《借命而生》是以写实来反现实日常的逻辑的话，那么钟求是的《愿望清单》显示出的则是以批判的姿态朝向现实的诗意发掘和再发现。两部小说都是围绕着现实日常展开叙事，但是从两个方向发展，因而也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在面对现实日常的时候，必须与之保持一种距离，审美的、反讽的或审视的——某种程度就是阿甘本意义上的“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同时代性”（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就现实表象而言，如果仅仅是一种平视的实录，这样的日常生活书写，与日常生活本身并没有两样。面对现实日常，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姿态，他不只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更是发现者和塑造者。正是后一点，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内在高度。 轻与重、虚与实 就现实的表象而言，“同时代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处理实与虚的叙事问题，或者说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与重”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些作品写实的功底很深，比如《生死课》，应该是2017年度用功最深的作品之一。《生死课》表现出的底层民众自立自强的尊严，以及面对困境时的那种豁达，是其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但这常常只停留在题材（背尸业务等丧葬题材）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能完成从题材上的“沉重”中挣脱出来向“轻灵”转化。与之相对的例子是张悦然的《天鹅旅馆》。这一小说处理的是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冷漠和敌对的沉重命题，但她采取的是一种“避重就虚”的写法。小说中两个阶层间的潜在对立是以主家缺席的方式（男主人被突然带走审查，女主人滞留香港不归，家里只剩下幼儿和保姆两人）显示出来的。此种情况下，原本层层累积起来的两个阶层间的矛盾，因主家的缺席而慢慢让位于责任和爱心，保姆并没有丢下幼儿自己离开，而是留下来担起了照顾之责。这是一种反写人性的做法，小说中保姆身上人性的复苏过程，是在现实和记忆相互交织彼此生发的，而这，也使这部小说格外具有现实及物性的表征。 若论沉重，孙频应是这方面的能手。但她的小说的沉重（感）与其说来自于现实物质上的困境，不如说来自于身处困境中的主人公的内心的深渊。她的作品，单个来看都很精彩，堪称佳作，但若联系起来读，则又感觉彼此重复，少有突破。这与她采取的以虚击实的做法有关。孙频对主人公“幽暗意识”的挖掘少有人能及，但也是这种向内挖掘限制了其小说的现实表现深度。比如说《光辉岁月》中女博士千方百计想在北京扎根，临到毕业却突然决定回家乡小城中学教书，对于这一情节设置，作者只顾及到内心逻辑上的真实，而不顾及现实中的可能性程度。再比如《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小说中对主人公母子之间几近变态的关系的刻画，也实在让人悚然。这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幽暗意识”而不惜扭曲现实的逻辑的表征。孙频的作品，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沉重有余，而轻盈不足。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要想获得轻灵和飘逸的风格，必须要对现实生活实行某种程度的扭转或保持以“审美的批判”态度。也就是说，既要避免对现实做过于沉湎其中的实写，也应力避概念化、理念化的预设。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针对现实的“审美的批判”态度，不是像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等作品所显示出的那样，以一种批判的理念上的预设去构筑情节。相反，它是以一种批判的和审美的姿态去拥抱现实，并始终针对现实的有距离的审视的结合。简言之，就是在拥抱现实的同时，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重”向“轻”的转化。这样的文学，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力度、有厚度且有温度的文学，也就是说，是好的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