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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真、低保真、无保真与无线保真阐释——与张江教授关于文本意图问题的讨论(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5 《社会科学战线》 马西莫·里奥尼 参加讨论

    二、审视之下的符号学
    在张江教授几篇著名的文章中,他经常以批评的态度来论述符号学。其中,《强制阐释论》通过内容丰富翔实的论证,分析了获取文学意义的各种途径与方法。①这篇文章批评了为支持理论而将文学当作工具、将其任意变形的做法,仔细衡量了各种批评视角的优势和劣势,为合理的、丰富的且尊重文学的批评范式设定了标准。《强制阐释论》以生态批评和地理批评方法分析文学意义为例,指出符号学消解了文学本身的尊严,将其限制在符号学元语篇的桎梏之内。文中还提到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指出他发明了一种叫做“符号矩阵”的图形。通过这个图形,文学叙事被分析为不同逻辑关系的序列与转化。
    我们必须同意张江教授的批评意见,尤其是考虑到,首先,格雷马斯本人几乎没有分析过什么文学文本,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理论阐述上。文学在他的理论阐述中经常只是充当范例来源(格雷马斯在文本分析领域,发表的最成功的文章是《莫泊桑》。该文实际上是通过演练,来展示如何将他的文本分析方法加以实际应用)②;其次,格雷马斯的很多追随者机械地模仿他们的老师,复制生产出无数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文学及其他文本在格雷马斯的分析方法机器中被碾压成碎片,仅仅是为了证明这一流派的功效,显示自己在格雷马斯理论实践者中的精英身份。
    诚然,在对格雷马斯限定性文学分析理论进行批判的话语框架内,张江教授的批评性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还需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格雷马斯的追随者中有不少人,比如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雅克·热尼纳斯卡③或是德尼斯·伯特兰④以及视觉符号学领域的学者让·玛丽·弗洛克⑤或是社会分析领域的学者埃里克·兰多斯基⑥,虽然他们表面上都是格雷马斯的崇拜者,但在继承格雷马斯的分析方法时,并没有抱着一种完全接受的态度。这些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分析对象的具体特征上,积极与其他学科开展有意义的对话交流。如果自己的分析方法不能有效捕捉所研究对象的意义,他们就会对原有的方法论进行修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格雷马斯本人也曾不断地进行理论构建。在他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格雷马斯发表了一篇名为《论不完美》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的符号矩阵理论仅仅处于背景位置,成为一副不显眼但是又必须存在的脚手架。文章的中心位置则是对图尼耶、卡尔维诺、科塔萨尔、里尔克与谷崎润一郎5位作家5篇文本的精彩分析。这5个分析无疑能够符合张江教授关于理智的文学批评所提出的要求。⑦
    在张江教授的其他文章中,他批评了符号学不加批判地借用数学和物理学概念,作为自己的分析工具,将公式强加于文学文本。我们再次看到,张江教授的这个批评,不但切中符号学的要害问题,而且从更宏观的层面讲,也指出了存在于1980年代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交织融合趋势中的问题。这种趋势,又经过1990年代人文科学对认知科学的拥抱、21世纪初人文科学对镜像神经元的迷恋以及2010年至今人文科学对于行为学的狂热等运动,进一步得到强化。在学术界,通过不加批判地追逐最新思潮来赢得一席之地,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然而,我们或许应该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把真正有价值的交叉学科成果,比如勒内·托姆(法国数学家,突变论创始人——译者注)关于符号学与突变论的结合,⑧与那些对文学文本进行荒唐的数学分析,或是由为数不多的跟风者所吹捧的“视觉文本”相区别。做这样的区分,其目的与张江教授提出的文学批评最高价值的目的是一致的。
    张江教授对于符号学提出的第三个完全合理的批评观点,是针对符号学的发展倾向。结构主义流派的追随者们都表现出这种发展倾向,那就是无视甚至剥夺文本的独特性,以便实现全面掌握文本结构统一性的理论目的。结构主义认为,文本的结构统一性是隐藏在丰富多彩的文学想象外表下的基础。的确,极端正统派生成符号学始终试图将整个文化理解为只是由若干基本构成要素组成的结合体,这种思路导致了阐释过度简化,其简化程度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然而,从结构符号学向张力符号学转变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离散的语义对立被连续的语义张力所取代,不正是为了让深不可测的人类文学创造的复杂性与符号学元语篇图式化的表述更好地对应吗?⑨
    同样,张江教授在《强制阐释论》中提出的第四点批评意见也非常合理,特别是关于罗兰·巴特对文本非指称特征的后结构主义态度,以及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讲,关于结构主义对于作者之死的看法。对于这一问题,张江教授在他的另一篇出色文章《作者能不能死》⑩中有精彩论述。原教旨主义符号学一心想要把文本以外的因素,比如作者的思想与生活经历、读者的思想与生活经历,或者文本自身产生的条件逐一剔除出去。这样做经常导致荒唐的自我删改。有时,格雷马斯的名言“文本之外无救赎”受到如此盲目的追捧,以至于为了保持其理论的纯粹性,文学自身的尊严与存在价值遭到蔑视。在此处,内部批评也与外部审视相适应。比如在现象符号学最新的发展动向中,重新将符号与其实体物相联系;(11)还有在对于生命形态的分析中(12),以及在本维尼斯特对于“讲述”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研究更加关注那些通过具体语用场景获得意义的语言结构。(13)
    究竟是坚持使用图表化的程式分析,还是更加审慎地对待这种分析方法;是狂热地采用数学公式,还是谨慎地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是执着追求理论统一,还是谦虚地接受文学的独特表征;是宣称文本自治,还是认真思考文本与语境之间明显的关系——符号学常常陷于上述和其他各种选择困境之中。而当受到像张江教授提出的这样中肯批评的启发时,符号学又可以找到解决困境的创造性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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