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受恩者/诗人的身份建构与修辞行为 在“建国十周年诗选集”的编选者中，还有以闻捷、田间、张志民、严阵等为代表的另一类诗人，他们既没有显赫的文化官员身份，也不像冯至那样经历“自弃”式转型而身临撕裂之境，而是在主流诗坛的召唤下，相对顺利地融入到“新的人民的诗歌”创作主潮之中，成为一名合格的当代诗歌工作者，沐浴着新时代的华美时光，在当代诗坛以独特的诗风、题材、诗体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并获得比较广阔的诗歌发展空间。这些诗人在选集的序跋中常以“受恩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在序跋修辞中充满着知恩图报者的深情叙说，时常以“受恩者”的仰视姿态建构“施恩者”的完美形象。比如田间曾动情地赞美道：“我们的共和国，是一位巨人，身经百战，无所畏，无所惧，不骄傲，更不胆怯。他站在东方，身上万丈光芒”[25]，严阵则激动地说：“祖国呵”，“十年来，你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你的光芒射穿万物，你的声音使全世界震荡，你的色彩夺目耀眼，你的力量无以匹敌”[26]。在诗人的笔下，“站在东方”的“身上万丈光芒”的“巨人”成为新生“共和国”光辉形象的时代隐喻，祖国被想象成一个声（威）震四方、夺目耀眼、势不可挡的完美“巨人”：“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象东方碧海升起的朝阳，光芒万丈照耀着人类历史”[27],“我们六万万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了多少前人所不能想像的丰功伟业”，“什么也挡不住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前进步伐，什么也遮不住我们伟大时代的光彩”[28]。这类诗人大抵有些相似的心路历程，要么在现代诗坛中已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新诗“大众化”探索和实验（如田间、阮章竞和张志民），要么在当代诗坛逐渐摸索出一条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诗歌路向（如严阵），他们的诗歌创作道路与“新的人民的诗歌”理念设计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因而他们不但鲜少有转型的阵痛——内心的矛盾、痛苦和犹豫，而且能够在倾斜的诗歌场域里依凭“政治之力”、媒介的造势和自身的努力，逐渐浮出当代诗歌地表。受中国传统恩义文化的影响，受恩者习惯以仰视的姿态重绘施恩者的完美形象，藉此彰显他们赤诚的感恩之心和知恩图报的高尚品德：“人，只能诞生一次，获得一次生命。但是我，诞生了两次，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第二次诞生在伟大的真实的童话时代”[29]。序跋中这种不约而同的叙述视点背后折射出此类诗人一种隐而不露的心态构成和精神视域，它潜在地规约着编选者遴选诗歌经典的向度和尺度。另一方面，“受恩者”常以谦恭姿态评价自身的创作实绩，戈壁舟说：“十年来我遵循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如果略有成绩，那是党、人民和伟大的时代所赐予；至于缺点和错误，那是自己改造不够，才能有限所致”[30]，严阵则认为“应该用十万支生花妙笔来描绘你，应该用十万章豪放的乐谱来讴歌你”，“而我的秃笔却这样滞钝，这样笨拙，我的歌声却这样微弱，这样粗糙”[31]。石方禹则谦虚地说，我们的祖国已“走上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康庄大道”，而“对于诗，我是十足的外行，顶多不过是个学徒”[32]。在序跋的言说逻辑中，国家的光明、党和领袖的伟大与个人才能的有限、文笔的滞钝、诗艺的稚嫩或粗糙等形成巨大的反差，“受恩者”通过个人的渺小衬托领袖、党、人民和时代之伟大。这样一来，这些诗人一面放大描摹“施恩者”的正面形象，一面则极力放低姿态，向国家权力主体和读者展现一个“受恩者”知恩图报和谦虚低调的良好形象。 当然，除阮章竞把序完全写成时代的赞歌之外，许多“受恩者”依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诗歌本体的关切，有人关注“格律诗”与“自由诗”问题，有人在反思中明确提及诗歌相互对应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另一些诗人则专门论及诗歌的形式和资源问题，提出诗歌“在一个总的方向下，力求丰富多样，最好是能够千变万化”，“新的格律诗，需要吸收多方面的影响，但民歌和古典诗的长处，不能不注意”[33]。应该说，这些诗歌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既有长期诗歌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有对诗歌主潮的回应，诗人的身份意识也刻写在序跋的文本缝隙里。由于受恩者和诗人双重身份未构成明显的先后或主次关系，使得这类序跋中编选者的情感特质、精神质素、书写姿态和修辞行为都处于高度化约状态。 四、余论 由前述的分析可知，在“建国十周年诗选集”序跋中，文化官员、“自否者”和受恩者是编选者的显性身份，而诗人始终是贯串诗歌序跋的隐性身份，双重身份意识内在地规约着其“说什么”和“怎么说”。透过序跋的话语修辞行为分析，我们可观察当代知识分子（诗人）精神的多维侧面和同中有异的心态构成，辨析当代诗人追慕的理想的写作伦理和诗歌范式。事实上，这些差异化的角色意识，不仅制约着诗人的言说向度，同时也影响他们对诗歌经典遴尺度的把握——选什么与怎么选。诗人角色意识与诗歌经典生成的关联研究，亦是一个相当有趣且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详述。 本文原刊于《中国诗歌研究》（第十五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