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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否者”/诗人的身份建构与修辞行为 与郭沫若、袁水拍、臧克家和郭小川不太相同的是，冯至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执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他身上作为文化官员的角色意识比较模糊，更多是学者兼诗人形象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引人深思的是，《十年诗抄》的序跋由“前言”和“附录”两部分组成，序与跋之间构成富有意味的互文关系。冯至在序跋中以“自否者”与诗人双重身份呈现自身。所谓“自否者”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包括冯至在内的曾经追求新诗纯诗化的现代诗人进入当代诗坛后，为了适应和赶上频繁调整与急剧变化的“新的人民的诗歌”建设进程，始终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实现艺术革新，在焦虑中紧跟时代文学的前进步伐。冯至曾在《自传》一诗中这样写道：“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16]。那么，“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的冯至在序跋中如何以“自否者”身份进行言说呢？综而观之，他主要通过重构“过去”实现自我贬抑。他说：“《西郊集》原有一篇《后记》，里边的许多话还是我现在所要说的，因此把它印在后边作为附录”[17]，冯至在“附录”中对自我诗歌成长之路进行多重修辞建构：其一，“不健康”的开端。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诗歌起点： “远在一九二一年，我是一个没满十六岁的青年”，一天，看到邮务员“手里握着一束信件，有时把信件投入几家紧紧关闭的门缝里。我看着这个景象脑子里起了幻想，……我当时根据这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想象，写下了我年青时期的第一部诗集里的第一首诗。我写诗是这样开始的”，“这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这个开端不是健康的，它不能预示什么远大前途”[18]。 冯至所提的“第一首诗”就是《绿衣人》，诗歌以“苍夷满目的时代”中“绿衣邮夫”手中的“家信”为触发想象的媒介，书写“家信”引发诗人的家国忧思。本来这是一首以小窥大方式洞察动荡年代人的心灵真实的佳构，但冯至却对这种独特想象做出了“不是健康的”而是“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否定性评价，他将自我从特定时代语境中抽离出来，以“新的人民的诗歌”工作者应有的创作姿态和精神境界来评骘过往创作的优劣。其二，前途迷茫的过程和微少的收获。他这样评价自己1921-1931年间的诗歌创作： 此后十年内，我虽然不断地写诗，诗里也向往光明，诅咒黑暗，但基本的调子只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一些稀薄的、廉价的哀愁，很少接触到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所以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到一九三一年以后，我竟有一个长时期停止了诗的写作。抗日战争期间内，我一度又写诗，但是写了不久，又是同样的写不下去了。[19] 1957年冯至在写这篇跋的时候已经习惯从一个诗人的阶级身份入手，研判其诗歌道路选择正确与否，他认为自己过去的“小资产阶级”身份，不仅使诗歌里的哀愁显得“稀薄”与“廉价”，甚至成为诗歌“写不好”与“写不下去”的“罪魁祸首”，在此情形下，唯有实现写作身份与姿态的转变，才能拥有发展前途与未来。可见，冯至作为“共和国”诗歌工作者的角色意识，使他不但否定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起点，而且也否定了十年来的诗歌写作过程与成绩。当然，这种对往昔的“自否”是为了证明现在的正确与进步： “新中国的诞生使每个中国人民经历了一次新生”。我于是“又把诗当作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不肯割舍。诗里的基本调子和过去的也迥然不同了，有信心，有前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事业。同时对于人民的敌人也给以讽刺和攻击”[20]。 从诗歌“写不下去”到把它当作生命里“不肯割舍”的一部分，从诗歌基调的“哀愁”到“有信心”的高亢，从诗歌道路的“不能预示什么远大前途”到“有前途”，从诗歌内容的“不切实际”到具体明确——“歌颂中国共产党”、“讽刺和攻击”敌人，冯至以现在否定过去的“自否”逻辑已昭然若揭，它呈现了一个自觉接受改造和主动转型的知识分子对合法的诗人身份的敏感与警惕，以及试图在“自否”中浴火重生——重新站位与归队，藉此获得主流诗坛悦纳与认同的渴念。 倘若深入细究，冯至的“自否”与“进步”逻辑总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难免受到那些依然持现代纯诗审美标准的诗人的讥评与嘲讽，于是就出现了“自否”与“他否”的奇特现象：“有人给诗人们写了‘公开信’，说当前的诗歌界是处于‘冻结’状态，还有人指着我的脸骂我，说我解放后写的诗没人爱看”[21]。否定者的观点相当明确，即新的文学生产语境不是解放了诗歌而是“冻结”了诗歌，冯至建国后的创作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冯至为了“回击”这些“叫嚣”，守卫自身诗歌理念的正确性，对“他否者”发起了猛烈地抨击：“他这样说，无非是表示他对‘解放’这两个字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已”[22]，一个在中国现代诗坛上颇具影响力的现代派诗人，为了确证自身身份的合法性，通过如此激烈的言辞地进行“自否”与“回击”来重塑自我，其意图相当明确：“但愿我这一滴清水真正地投到了海里”，“我同时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海水投入我们波澜壮阔的大海”[23]，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50-60年代当代诗人转型的紧张与复杂面相。 如果说冯至的“自否者”身份是突显的，那么其诗人身份则是隐在的，他在序跋中表现出一位诗人对诗歌艺术得失的关切。比如他说《十年诗抄》删去了《西郊集》中的五首诗，“是因为它们缺乏诗应具有的艺术性，读起来和散文写的一般短论差不多”，选集里的五十首诗“艺术上也存在许多缺陷”，而《西郊集》里的诗“在质量上是粗糙的”，“在诗的语言上，还要尽更大的努力”[24]。这些言说是否有自谦之意暂且不论，单就其对诗艺、诗质和诗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复申说，可察觉作为诗人的冯至对“何以为诗”问题依然耿耿于怀。不过，相较于郭小川“纠结”角色意识，冯至的双重身份总体处于一种相对谐和的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