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围绕影响我国中外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因素入手,认为影响研究中外文论的主要主体性原因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不够宽广, 缺乏文学创作体验, 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批评不够, 与作家缺乏必要的交流, 过于追求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思辨, 缺乏理论的融会贯通性, 盲目崇拜西方后现代文论, 过于迷恋中国古代文论, 缺乏沉潜的学术心态。
    关键词：中外文论；主体性；学术视野；沉潜
    历经新时期30多年的变迁，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从30年前的“方法论热”到21世纪的文化研究转向等多种价值取向，取得了一系列比较显著的成果，但也面临新的困境，即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业已成为文学理论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拟从研究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也是基于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进而对影响我国中外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原因进行初步的解读。
    一、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不够宽广
    研究文学理论需要研究者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这是由文学理论的性质决定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文学理论是一种审美文化学，或者是文学文化学（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是指与物质文化相对的精神文化），涉及到文学、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思维科学、脑科学、创意写作、文化创意产业等一系列的学科或领域，因此，研究者只有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才能够更好地研究文学理论。但是，我们的研究者大多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受到自身专业的制约，缺乏足够的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缺乏优化组合，虽然经常讲要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看问题，但实际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方位的360°视角，客观上研究文学理论是心有余力不足。
    研究文学理论需要具有理论视野的高度。高度决定我们是否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的视野。首先，文学理论是一门人文科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文学不仅是作家心灵的创造，而且还是一种能够促进人生美化、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如果说文学应该具有真善美的维度，那么研究文学理论则应该具有真与善相统一的维度；其次，要把文学理论视为一种文学文化学，把文学现象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把文学理论研究视为文化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研究。不仅如此，在文化产业视域下，文学还是一种创意写作，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产业形态，为影视艺术创造和戏剧表演、小品表演等提供原创性的元素，因此，也可以把文学纳入文化经济的范畴进行研究，以彰显文化产业中文化元素的灵魂作用。由此出发，把研究文学理论纳入文化学、文化经济的视野，纳入社会发展进步的轨道，纳入人性的全面发展，纳入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中加以审视，才能突破研究的局限性，对许多问题的论争就能够豁然开朗，比如对文学创作动因的分析，对文学价值的解读，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等，都可以做到宏微兼顾，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和谐统一。
    研究文学理论需要具有理论视野的宽度。宽广的学术视野能够使我们真正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具有真正的雅量，不拘一格，不拘小流，百川归海。宽广的学术视野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与全方位的看问题。学术视野如果不够宽广，在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就容易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比如研究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都需要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没有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就难以形成理论聚焦的穿透力。
    对于文学批评的视野，狄德罗曾经有个“修士”的比喻。狄德罗认为，如果用“野蛮人”来比喻批评家有些过分的话，那么至少可以把批评家看作是在“山谷里隐居的修士”。“这个有限的空间就是他的整个宇宙。他转了一个半身，环顾了一下狭窄的天地，就高声喊叫：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看到了。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走动一下，去接触以前没有摆在他眼前的事物，就爬上了一座山峰。当他看到一片广大无垠的空间在他的头上和他的眼前展开的时候，他的惊讶是无比的。于是，他改变论调，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1]狄德罗的“修士”比喻类似中国成语所说的“井底之蛙”与“坐井观天”。修士从山谷爬上山峰，与井底之蛙爬到井口的感觉相类似，由茫然四顾、豁然开朗的惊讶，再反思“坐井观天”的狭隘、愚昧，就颇有些滑稽之感了。可是，在狄德罗看来，批评家实际上是那些没有爬上山峰的修士，“仍然蛰居在他们的巢穴里，始终不肯放弃对自己的高不可攀的评价。”也就是说，批评家仍然是“坐井观天”，仍然是山谷里隐居的修士，被周围的山岗挡住了视线。狄德罗这一比喻很形象、生动，也很有说服力。它启示我们，研究文学理论，也不能夜郎自大，“坐井观天”，而是应该走出“山谷”，以宽广的视野，才能突破“修士”视野的封闭性。
    杨守森指出了学者“视野窄狭，自我匡拘”的局限性，“对于某一具体学者而言，其研究空间、学术视野则不应该有边界。相反，只有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广博的知识结构，才有可能在某一学科或多学科中有所作为……但在我国的文艺学领域，一些自信是搞文艺学的学者，不仅相邻学科的知识贫乏，在学科边界的不良暗示下，甚至对原本应是构成文艺学研究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西方文学也很少关注。”[2]事实确实如此，研究者的视野比较狭窄，必然造成思维的遮蔽性，难以研究出具有较大创见性的成果。
    二、研究者缺乏文学创作体验
    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是从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为前提的，这种带着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前理解”直接影响我们的视野，也影响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文学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而研究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是研究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研究者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学创作体验，就必然影响对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
    众所周知，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者需要在实验室进行具体的实验，离开了科学实验，就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研究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都需要进行实际调研与考察；同样，文学理论作为对文学感性经验的总结、提升和超越，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体验的积淀和感悟。研究者具备相应的创作体验，才能更好地从创作的微观经验出发，对一般的文学创作经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通过深入的梳理与提炼，形成理论的品格。《乐记》说“乐由中出”，而研究者只有通过具体的创作体验，感悟“文由中出”的审美体验，才能更好地理解创作的特性。在文论史上，许多理论家是集理论研究与创作于一身的“大家”，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诗品》等，文本自身就是诗歌，蕴含了诗歌之美，但又都是文学理论；在西方文论史上，柏拉图、贺拉斯、狄德罗、莱辛、席勒、萨特等，其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的联系也都非常密切，而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事实证明，研究者具有文学创作的经验，非常有利于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
    姚文放认为，文学理论“说到底它还是从文学的创作实践和作品实际中结晶、升华出来的。它不是目的论的，而是经验论与目的论的结合；它采用的不仅是演绎法，而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它必须得到文学经验的支撑并反过来接受文学经验的检验，而不是主题先行，从既定的理念出发去俯视文学、审判文学。”[3]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文学理论研究者并不进行具体的文学创作，眼高手低，缺乏文学创作体验，缺乏文学创作的灵感，没有进行过艺术构思，在研究文学理论时，往往纸上谈兵，夸夸其谈，老是喜欢高高在上的“形而上”，不愿意“形而下”，缺乏对文学的实证性研究。文学理论一旦缺少文学创作的根，缺少文学创作鲜活的生命，又怎么能有理论鲜活的生命力呢？
    三、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批评不够
    作家、作品与读者共同构成了文学实践完整的系统。研究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只有加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才能在培养艺术感受力的同时，不断提高文学鉴赏和研究的能力。
    首先，研究者缺乏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直接影响研究者的艺术感受力和鉴赏力。研究者虽然在大学里学的多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除了大学期间匆忙地浏览一些文学作品以外，参加工作以后，平时忙于教学与科研，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因此，对于经典作品缺乏深入的研读，没有来得及反复品味，对于当代作品则读得更少，久而久之，就会降低艺术感受力和鉴赏力。
    其次，缺乏对作品的阅读在较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研究者对作品的批评。文学批评是从感性的审美阅读出发，进而达到对作品的理性解读、认知和判断，是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也是联系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重要中介。因此，不仅作家重视批评家的批评，而且文学理论家也要关注文学批评，然而，文学理论研究者很少对作品进行比较深入的具体批评，这必然导致在研究文学理论过程中缺乏阅读的审美体验，也缺乏理论分析的文学实践依据。
    从文学理论研究的理论品格来看，研究者只有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批评的“入乎其内”，才能够达到对文学作品“出乎其外”的超越、洒脱与凌空俯视，使研究具有真正的理论品格；如果没有这样的“入乎其内”，就不可能有真正理论意义上的“出乎其外”。
    四、研究者与作家缺乏必要的交流
    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需要通过研究作品来了解作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研究作家来了解作品。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注意不够，尤其是与作家缺乏交流，对作家缺乏必要的了解。了解古代的作家，可以通过相关的文献间接地了解；了解当代作家应该尽量与作家直接交流，获取最直接的材料。但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者与作家的交流也是不够的。
    影响研究者与作家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对作家的重视程度不够。文人相轻也表现在研究者对作家的轻视上，研究者认为理性比感性重要，理论比创作重要，难免有一种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优势感。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指出：“作家的任务是一种妄自尊大的任务，他自以为有资格教育群众。而批评家的任务呢，就更狂妄了，他自以为有资格教育那些自信能教育群众的人。”“作家说：先生们，你们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批评家说：先生们，你们应该听我的，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的老师。”在狄德罗看来，批评家比作家更狂妄，把自己看做是群众老师的老师，而实际上意见是错讹的，象旅行家所说的，批评家就是那些向过路人喷射毒箭的“野蛮人”，这就是批评家的形象。狄德罗批评的是当时法国的批评家，但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我们今天的学者客观上也存在重理论、轻创作的现象，因此，就必然导致疏远作家及其创作的状况，而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研究者疏远了当下鲜活的作品。
    五、研究者追求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思辨
    文学理论既然是文学的理论，就不应该脱离文学实践，而单纯追求理论的思辨。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以来，理论上的花样翻新几乎是日新月异，尤其是21世纪以来，受到西方哲学思潮、语言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思潮的多种影响，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抽象思辨中把鲜活的理论变得枯燥乏味，不要说读者和作家不喜欢读文学理论文章和教材、专著，即使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也不喜欢读这些枯燥乏味的所谓理论成果。
    首先，因为追求理论的抽象思辨，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文学自身的关注。按说，文学理论应该与文学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事实上，有不少专家学者长期不读文学作品，而是追求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思辨，客观上不知不觉失去了文学理论的灵性和实践的品格。
    其次，因为追求理论的抽象思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深入浅出的学理性。理论研究成果的最高境界是深入浅出，而不是深入深出，更不能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是深刻的道理用浅显易懂的形式表现出来；深入深出，是深刻的道理用深奥晦涩的形式表现出来；浅入深出，则是指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甚至故弄玄虚，把简单易懂的问题通过深奥晦涩的形式表现出来，显得好像很有学问。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深入深出，所以当时许多读者读不懂；黑格尔吸取康德的教训，其《美学》则力求深入浅出。但是，我们当下的许多成果深入浅出者甚微，而较多的是浅入深出，偶尔也有深入深出者。浅入深出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用一些西方的术语吓唬人，忽悠人，把本来简单易懂的问题晦涩化、复杂化了。读者不看不知道，看了有时也不知作者所云。
    研究文学理论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思辨，实质上这是一种经院哲学式的文风，也是一种自我封闭或“六经注我”式的自我言说。而真正的理论，应该在追求“道”的过程中，“道”由“器”出，让“道”依附于“器”，又要使“道”超越“器”，做到“道”与“器”的和谐统一。
    六、研究者缺乏各种相关理论的融通性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因此，研究者只有具备理论的融通能力，才能把握文学丰富的文化意蕴。然而，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宽广的学术视野，没有形成比较优化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客观上很难对各种相关的理论进行有机整合，无法通过多种理论的融通渗透，形成系统的理论整合力。
    首先，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是缺乏理论整合性的突出表现。从宏观上来看，文学理论研究确实出现了研究视角的丰富性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但从微观来看，由于个人学术视野的局限性，每个具体的研究者往往只能从某个视角、运用比较单一的研究方法，对文学理论进行研究，因此难以进行有效的理论整合。学术研究固然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实际上每个人往往局限于具体的“仁者”或者“智者”，难以做到“仁者”与“智者”的统一。从思维的系统性来看，具体的研究者应该力求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从片面的合理性转化为全面的合理性，兼顾“仁者”与“智者”的双重视界，既要“见仁”，又要“见智”，力求达到“仁者”与“智者”的全方位审视与掌控的和谐统一。
    其次，各种理论拼盘的杂多性也是缺乏理论整合性的表现。如前所述，研究文学理论涉及文学、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思维科学、脑科学、创意写作等多种学科，研究者没有足够的学养，就很难达研究鹄的。但是，无论我们是否承认，都应该看到，在这30多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许多学者试图对文学理论进行整合研究，但由于受到自身学术视野与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制约，客观上欲速则不达，在追求理论的整合过程中，因为力不从心，虽然运用了多种理论、多种视角、多种方法，尝试对文学研究进行交叉渗透，但又存在囫囵吞枣、缺乏视域融合，也缺乏学科交叉与各种相关知识与能力的融会贯通，客观上类似理论的大拼盘，缺乏理论内在的融通性，难以达到理论整合的目的。
    七、研究者盲目崇拜西方后现代文论
    在3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学界一方面通过借鉴吸收西方文论，有利地促进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但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后现代文论的现象。
    首先，有些研究者对西方文论缺乏历时性的学术视野，不了解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化以及德国古典美学缺乏足够的了解，而片面地对西方现代文论尤其是后现代文论情有独钟。西方文论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话语系统，我们研究文学理论，既不应该“言必称希腊”，更不能“言必称后现代”，对后现代文论俯首称臣。实际上，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系统的子系统，后现代文论尚需历史的检验，因为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往往过分看重当下的历史价值，而真正的价值只有通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的积淀，才能日久弥新，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有些后现代文论很可能也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有些甚至是昙花一现。
    其次，对后现代文论存在“消化不良”的现象。合法性（legitimacy）与合法化（legitimation）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关键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把合法性与合法化概念引入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虽然有助于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但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失语症（aphasia）本来的含义是指由于神经中枢病损，导致抽象信号思维障碍而丧失口语、文字表达和领悟能力的病症，其障碍的形式取决于脑损害部位，一般分运动和感知两类，分别涉及言语生成和言语理解两方面。我们把失语症大量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大多指文论研究者的“失语”，也不够准确，因为研究者之所以“失语”，并非是大脑的损害，而是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足，才导致了某种所谓的“失语”，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失语”。20年来，我们研究西方文论不但“后现代”非常热，甚至还出现“后后现代”。这种思维方式似乎意味着“现代”已经终结了，人类社会于是从“现代”终结开始，又开始了“后现代”新的一页。但是，我们不得不由此进一步叩问：如果“后现代”之后是“后后现代”，那么，人类社会要“后”到何年何月？究其实质，这是以西方某些观点为坐标，体现了我们学术研究某些唯西方是瞻的自卑心理。实际上，简单地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术语来研究文学理论，很可能牵强附会，生拉硬扯，难以有理论的创新。
    八、研究者过于迷恋中国古代文论
    学界不但存在盲目崇拜西方后现代文论的现象，也存在过于迷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象，对中国古代文论津津乐道，过于痴迷，什么都是老祖宗的好，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是最鲜明的表述，表现在文学理论方面，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过于迷恋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表现。
    我们能否完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不是我们的研究能力问题，而是我们的文化观与文论观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确实非常精美，《乐记》《文赋》《文心雕龙等确实很伟大，但古代文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构成了历史的文化因子，广泛渗透、融合于我们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古代文论是不需要转换的，客观上也不可能转换，而是自然而然地孕育、化育与生成，应该是瓜熟蒂落；如果勉强进行转换，就容易出现“早产”、“难产”或者出现“强扭的瓜不甜”的现象。回眸“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实际上是古代汉语的现代转换，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语言发展的演变规律，拔苗助长，使白话文成为语言的“早产儿”，客观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流变。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金瓶梅》《红楼梦》等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已经接近白话文，及时没有“五四”白话文运动，古代汉语也会不知不觉地转化为白话文。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化客观上大致也是如此。“意境”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却不经意间已经转化为我们日常使用的现代文学理论术语，这是很好的案例。
    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难以克服如下困难：第一，我们无法对古代文论进行“还原”研究，难以实现“我注六经”的客观性；第二，古代文论是个大范畴，内涵丰富，广泛深透于古代音乐理论、戏曲理论、绘画理论、诗歌理论以及各种随笔之中，我们把这些所谓古代文论所蕴含的原理整理出来，按照古代文论的话语系统构建起来，这还不能说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片面强调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不但忽视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和国际化视野，客观上也很容易割裂古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论”应该既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也包括现当代文论，而且还应该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开放性。
    九、研究者缺乏沉潜的学术心态
    时代浮躁病在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文学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有的学者急于出成果，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另一方面，受到考评机制的影响和制约，不少学者缺乏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根本做不到贺拉斯所说的写完稿子要压上九个年头。
    首先，政府各种研究课题都具有比较严格的时间规定，要求立项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研究任务，这本身就不符合科研创新规律。研究课题规定的完成时间一般是二至三年，研究者在承担平时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要在二至三年内完成一项比较重要的课题，客观上难以保证学术质量，也很难创造出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次，文学理论教材在传播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大多时间较短，编写者往往要根据出版社出版的时间或高校开课的需要匆忙组稿、完稿和定稿，客观上无法保证质量，甚至出现常识错误。比如《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一书说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模仿的是“行动中的人”，认为亚氏把传统的模仿说提高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实际上，真正提出艺术“模仿行动中的人”的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来的。该教材还认为柏拉图发现了“文章的秘诀：合乎艺术的文章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要长短适中。”这也属于常识错误。这段话是柏拉图在《斐德若》中引用了普若第库斯的话，柏拉图并没有发现文章的秘诀。至于统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也没有做到深入浅出，学者业已指出其瑕疵，该教材也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再次，受社会评价机制和晋升职称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比较重视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的数量，这在客观上也影响研究者的创新思维和治学精神。在这方面，从对学者的考核机制，再到对研究生的考核，一般都有对科研成果数量的规定。甚至某些学校已经基本取消了传统的职称评审工作，而代之以量化进行衡量。实际上，这种考评机制过于注重科研成果的数量，难以衡量成果的质量，客观上容易导致人们的短期行为，研究者难以沉下心来做扎实的研究工作。
    综上所言，为了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从研究者的主体性角度来看，我们要保持沉潜的学术心态，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丰富文学创作的体验，加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批评，与作家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避免纯粹的抽象思辨，通过视域融合对各种相关理论融会贯通，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的文论营养，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才能促进文学理论在文化融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和足够的创新力。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6年第2期。
    注 释：
    [1] 《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
    [2] 杨守森：《学术体制与学者素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 姚文放：《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