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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这部集古代书目著述和学术批评之大成的巨著，对审视中国学术研究传统意义非同一般。为了真正发挥“学问之门径”的作用，当前对《总目》的研究正在大力推进，发展势头喜人。 价值重估 通过《总目》几乎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典籍主体的宏大研究。这部书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典籍的主体部分——“《四库总目》所录，凡一万零五百八十五种，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卷”，这是个巨大的文献量。《总目》研究对象所涉达一万多种典籍，从其记录的时间而言，上起先秦，下至清中期，浩如烟海的文献总量和绵延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构成了“四库学”研究的巨大武库和展开空间。 通过《总目》几乎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整体研究。《四库全书》及《总目》将中国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板块。其中，经又分易、书、诗、礼、春秋等十小类；史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等十五小类；子又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等十四小类；集又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小类。由此形成浩如烟海、经纬天地、包举洪纤、综括百家的超大型文献宏构和知识宏构。特别是《总目》在以时为经、以书为纬的巨大脉络中，将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的历史及其演变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梳理、大审视，从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学通史、史学通史、子学通史和文学通史的书写，堪为书目叙录形式的经、史、子、集之通史。一部皇皇二百卷的《总目》，包含四大通史在其中，且在四大通史之下，又细分具体门类史，如经学通史下涵盖易学史等九个分支，这样不仅将经学史做了学理上的全面展开和总结，同时各个分支又自成体系，如史学、子学、文学一皆如是。以此而言，《总目》是一部融贯百史于一体的大通史、大专门史，它对中国古代思想通史、学术通史和文学通史等的研究和书写，具有开创意义。“四库学”研究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宏大的文献体系，而且是一个宏大的知识星系，这也构成它绝无仅有的学术地位和价值。 通过《总目》几乎可以涉猎传统中国学的基本门径。张之洞曾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梁启超指出：“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四库全书》规模宏大，《总目》及其编纂过程包含了中国固有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丰富内涵，加之它诞生于通常所说的乾嘉学术之高峰时期，这决定了它代表难以达到的高度。作为乾嘉学术代表人物的馆臣，对中国固有学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作为乾嘉学术代表作的《总目》，为后世提供了无限的学术宝藏，包括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编纂学等。这些无一不是《总目》价值点所在。 观念定位 对《总目》的研究须持一种基本的观念，就是它的“官学性”。鲁迅曾特别强调它是“钦定的”，孟森指出《四库全书》为“愚天下之书”，都是从这一角度来说的。当然，这里讲的官学性，并不完全是贬义，只是对其特征的客观表述。 官学性决定了对《总目》研究的反思性。“官学”，既是对《总目》的定性，也是对《总目》的定位。而官学之于《总目》所产生的影响，则在于它对《总目》修纂和《总目》思想的全面掌控，即“官学约束”。首先，“约束”表现为硬约束和软约束的一体化。硬约束，即外在约束或行为约束，包括官方掌控下的人员组成与分工，以及书籍征集、定性、取舍、禁毁与否等；软约束，即内在约束或思想约束，指官方思想对修书人员思想的控制以及对《总目》提要思想的支配和贯彻等。其次，政治化、制度化是《总目》官学约束的基本要素。官学约束在《总目》中的体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力向思想、文化、学术、文学等方面的贯穿和渗透，同时通过修书的制度化得以实施。《四库全书》及《总目》的修纂是清乾隆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力达到巅峰，这不仅使规模浩大的修书工程成为可能，而且朝廷政治意志和思想意识也比其他时期更能充分贯彻到文化工程的各个环节。同时，官学约束下完成的《总目》，使它既与一般学术著作的写作行为相区别，也与非官学著作的内在肌理不同。一般著作的写作，相对而言是自由自主的；四库馆臣的《总目》纂修，是代朝廷立言，虽然也有馆臣意志和思想的参与，但受制于官方意志和思想，是由始至终不可摆脱的事实。《总目》不是个性化著述的产物，也不是某一思想流别的集体之作，而是由皇帝钦定的人物完成皇帝钦定的任务，这是它最大的特点。所以，落实到《总目》的具体文本，也具有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内在结构和思想肌理，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馆臣的价值评判，这是从属性的，被支配的；二是清王朝官方的价值评判，起支配和决定作用。二者交融为一，有时也体现某种杂混的情形。可以说，《总目》文本的意义形式是隐喻式的，而这种隐喻式的意义形式造成之根据，就是官学约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