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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论及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的兴起与繁荣，“叙事转向”和“伦理转向”是无法绕过的话题。什么是“叙事转向”?什么是“伦理转向”?“叙事转向”“伦理转向”的具体内涵及其之于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的发展有何作用与影响?文章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考辨两大批评派别的兴起、发展与互涉，并尝试性地探讨诞生于中国语境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叙事学之间的互补性。文章认为，考察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既要有内容的研究，又要兼顾形式的考察，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顾此失彼。就此而言，以作品内容为中心分析伦理特性的文学伦理学与以作品形式为中心分析叙事特征的叙事学之间，颇有双向交流、相互借鉴的必要与可能。 关 键 词：“叙事转向”/“伦理转向”/叙事学/文学伦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艺术与伦理思想研究”(14BWW03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 作者简介：尚必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德国知名学者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在《叙事学与伦理批评：同床异梦，抑或携手联姻》(“Narratology and Ethical Criticism：Strange Bed-Fellows or Natural Allies?”2015)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乍看起来，叙事学与伦理批评似乎同床异梦，甚至在关于叙事虚构作品的研究路径上分道扬镳。发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叙事学主要聚焦于叙事作品的形式与结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语境、历史、阐释、规范以及价值等问题；伦理批评也并未过多关注叙事形式和叙事技巧，相关学者也未能常从叙事学概念和模式中受益，因此回避涉及以叙述、聚焦、多视角、复调为叙事再现形式的话题以及范式与价值方面的对话和合作。”[1]纽宁的观察与判断可谓切中肯綮，一举戳中了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分道扬镳、互不往来的要害。 尽管在文学批评史上。对叙事的研究和对伦理的关注源远流长，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普遍认为是叙事批评的鼻祖，而其另一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也被视为伦理批评的一个重要源头，但令人费解的是，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叙事学与伦理批评为何鲜有交叉?笔者试图从肇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叙事转向”和“伦理转向”入手，在讨论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兴起与发展的基础上，考辨两大批评派别的兴起、发展与互涉，并尝试性地探讨诞生于中国语境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叙事学之间的互补可能。 一、从“叙事转向”到“叙事学” 论及当下叙事学的繁荣和兴盛，“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国际叙事学研究权威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将“叙事转向”视为当代思想界最重要的运动之一。费伦先后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和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会刊《叙事》两大权威杂志撰文，专门讨论“叙事转向”这一话题。他认为：“叙事转向，即关于故事与故事讲述的本质与作用的研究，将持续成为当代思想界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并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2]至于“叙事转向”的原因，费伦大致解释了原因：“(1)叙事无处不在。(2)叙事是一种灵活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易出成果。就像语言研究，它使用有限的方式(场景、人物、事件、情节和各种叙述技巧)来为似乎无限的能力服务(还有什么经验之域可完全置身叙事之外?)(3)叙事不仅是阐释和评论的对象，也是阐释和评论的方法。”[2]简单地说，费伦把“叙事转向”的原因归结于叙事的普遍性、叙事研究的易操作性以及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双重性。费伦对“叙事转向”原因的归结准确得当，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明确“叙事转向”的发生时间、发生场域、代表人物、理论范式和重要影响。关于上述话题，笔者在《叙事转向：内涵与意义》(2016)一文中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阐述，在此不赘[3]。 除费伦外，马丁·克赖斯沃斯(Martin Kreiswirth)[4]、汤姆·奇恩特(Tom Kindt)[5]、哈蒂·许韦里宁(Hatti Hyvrinen)[6]、玛丽·哈塔瓦拉(Mari Hatavara)、拉尔斯-克里斯特·许登(Lars-Christer Hydén)、汉娜·梅雷托亚(Hanna Meretoja)[7]等西方叙事学家和国内学者赵毅衡[8]都对“叙事转向”作过不同程度的阐述。笔者认为，从最基本层面上来说，“叙事转向”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叙事作为研究的对象(narrative as an object of research)，即“转向叙事”(turn to narrative)；二是把叙事作为研究的方法(narrative as a tool of research)，即“叙事学转向”(narratological turn)。从时间发生与范式转移的角度来看，叙事转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叙事转向”大致等同于“转向叙事”，即许多叙事学家们开始关注叙事的普遍性，并将之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一期间，“叙事转向”主要发生在文学叙事的范畴。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A.J.格雷马斯(A.J.Greimas)、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等。第二阶段的“叙事转向”带有方法论上的“叙事学转向”的色彩，即叙事学作为一种方法，开始向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等非文学叙事领域渗透，有效地实现了叙事学的扩展。第三阶段的“叙事转向”综合了前两个阶段的“叙事转向”，具有双向互动的特点：叙事学家们既把“叙事”作为自己研究对象，开始引入相邻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发现，更新叙事研究的工具，同时也把“叙事”作为一种方法，将之引入其他相邻学科领域，不断开辟叙事学研究的领域与范畴。 在“叙事转向”的第一阶段，结构主义者们如巴特、格雷马斯、托多罗夫等人将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充分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力图探求共存于叙事作品的普遍结构，建构叙事作品分析的批评体系，提出叙事作品分析的专业术语。他们积极努力的结果，使得叙事学从传统的小说理论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不过，结构主义者们过于聚焦于“诗学”层面和叙事作品自身，忽视了叙事作品的生产语境、接受语境和其他相关因素。因此，随着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浪潮的崛起，叙事学遭到一定程度的诟病和攻击，走向衰微。在“叙事转向”的第二阶段，叙事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开始受到历史学家及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路易斯·闵克(Lois Mink)、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心理学家杰里米·布鲁纳(Jerome Bruner)、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重视，并将之成功地运用于历史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不仅使得在解构主义浪潮冲击下的叙事学成为一股潜在的批评暗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发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叙事转向的第三阶段，大致等同于“后经典转向”(postclassical turn)或“语境主义转向”(contextual turn)，也由此引发了后经典叙事学的产生。 随着大量新方法的引入以及叙事学向其他领域的不断渗透，在“叙事转向”的第三阶段，后经典叙事学涌现出诸多不同的新流派。其中，占据当下叙事学研究前沿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和代表人物有：第一，修辞叙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费伦、彼得·拉宾诺维茨(Peter J.Rabinowitz)、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等；第二，认知叙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艾伦·巾自姆尔(Alan Palmer)、丽莎·尊希恩(Lisa Zunshine)、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Patrick Colin Hogan)、H·波特·阿博特(H.Porter Abbott)等；第三，女性主义叙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苏珊·兰瑟(Susan Lanser)、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露丝·佩奇(Ruth Page)、凯丽·玛什(Kelly A.Marsh)等；第四，跨媒介叙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劳勒·瑞安(Marie-Laure Ryan)、扬-诺埃尔·索恩(Jan-Noёl Thon)、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等；第五，非自然叙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扬·阿尔贝(Jan Alber)、斯特凡·依韦尔森(Stefan Iversen)、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Henrik Skov Nielsen)等。 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赫尔曼看来，如果说引入新的方法是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一发展阶段的任务和内容，那么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二发展就是加强这些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9]。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命题与动向》(2012)一文中，笔者讨论了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二阶段的六个主要特征与核心命题：(1)叙事学新流派的不断涌现；(2)对叙事学研究跨学科路径的重访与反思；(3)叙事学研究的“历时转向”；(4)叙事学研究的“跨国界转向”；(5)对叙事学家个人学术思想的研究；(6)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的交叉整合[10]。其中，就“对叙事学研究跨学科路径的重访与反思”而言，笔者认为，加强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这两大文学批评方法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综合发挥它们的长处和优点，以互补形态深入挖掘文学文本的意义与内涵，显得颇有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