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
[美]李欧梵 季进 杭粉华 译
一
在夏济安先生过去的学生中，我有幸跟随他有关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踪迹，亦步亦趋，受益匪浅。1963年秋，我初进哈佛，就参加了本雅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讨班。当时，我要找一个合适的研讨班的论文选题，可是毫无头绪。史华慈教授有一次不经意地提到了延安那场反对萧军的文学运动。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写了一封信给我原来的老师夏济安教授征求意见，希望能得到一些指点。他立即就回了信，说那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我只是隐约听说他自己正准备做关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黑暗的闸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一书。相隔近四十年，我刚刚重读他的《关于左翼文学运动一书的序稿》（夏志清先生在序言中作了全文引录），再次被深深地感动，因为文中所建议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正是先生回信中告诉我的那些。
当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论文中的萧军正是在集体运动中遭受悲惨命运的个案。夏济安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再现人类的悲剧。“哪怕是共产党员，也应该得到礼遇（更近似于同情），他们作为个人，除了党派观念也还有思想。”我想，正是《黑暗的闸门》所刻画的几位个体——瞿秋白、鲁迅、蒋光慈、冯雪峰、丁玲、“左联五烈士”的思想与感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学者的研究生。几年来，我一直在自己就读的历史专业和真正感兴趣的文学之间徘徊。夏济安先生是我以前在台湾大学时的老师，教英国文学，一到美国就迫于环境的压力，转而开辟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研究，他成为我后来学术生涯的心灵相契的指路明灯。
幸运的是，普实克（Jaruslav Průšek）教授也曾经是我的老师。他到哈佛做访问教授的时候，他和夏志清的那场有名的论争刚刚在《通报》发表。正如我最近回忆普实克的另一篇文章所说，一开始我还担心他的“共产主义”的背景，却大着胆子写了两篇 “标新立异”的研讨班论文：一篇论萧红的小说艺术，我认为萧红比萧军优秀得多，普实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更喜欢萧军；另一篇是关于自由派的新月社。两篇文章其实都是对他意识形态立场的间接挑战。令我惊喜的是，普实克教授不仅喜欢我的论文，而且告诉我，他对夏济安的研究印象十分深刻，他还大度地发表了夏志清反驳他的文章。我能够恰巧成为两大“对头”（他们后来也成了朋友）的学生，实在是够幸运的。从那以后，我在学术研究中努力追随两位大师：普实克的历史意识和夏志清的文学判断。但是，我认为夏济安先生综合了这两种方法，已经融合了传记、历史和批评，形成了夏志清先生所说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文化批评”这个术语最早由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在其《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1]一书中首次运用。实际上，我在做博士论文《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时，曾试图效仿夏济安先生。《黑暗的闸门》出版后仅一年，即1969年我即着手这篇论文，并于次年完成。因此，说夏济安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灵感源泉，既是客观陈述，也是无上荣耀。
夏济安的《鲁迅小说中的黑暗力量》、《鲁迅与左联的解体》两章对鲁迅形象作了极为精彩的刻画。这种鲁迅形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整个的鲁迅研究，这就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那个词——“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只不过它不得不被用到了一个天分不高的年轻学者的身上而已。我怎么才能写得象夏济安先生那么好？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鲁迅形象呢？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焦虑，我最终放弃了任何想超过先生的念头，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对鲁迅散文诗所作的敏锐分析。他认为《墓碣文》是《狂人日记》的噩梦式的翻版。每次我教这一篇作品时，总要引用他的洞见：“《墓碣文》用典雅的文言穿插以娴熟的白话”，这是一种卓越高超的修辞手段，“将过去和现在置于同一层面”。[2]事实上，正是先生对整部《野草》的洞见指引我在拙著中讨论了“黑暗”主题。我花了一个夏天来关于《野草》的核心的一章，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草稿，部分是因为上文所说的“焦虑”：既然我的老师已经做得这么好，我为什么还要再写呢？写最后一章《革命的前夜》的最后一节时，我不得不克制自己逐字抄录先生的两句话的念头，他用这两句来为长长的《鲁迅与左联的解体》一章作结：“10月17日他患了感冒，19日他便去世了。”[3]我找不到其他同样简洁而感人的结尾了，因为对鲁迅这位置身于左翼内部斗争的资深作家所作的复杂而深刻的刻画，这是最后的点睛之笔。当时，没有任何语言、任何著作能用如此精微而饱含同情之笔，探掘到如此曲折复杂的深度了。
通观夏济安先生的著作，没有炫耀什么理论术语以至破坏了他优雅的散文文风，或者损害了他原创性的洞见，出版四十年之后，这本著作的许多闪光点丝毫没有减退。夏济安先生对1930年代关于左翼运动集团个人和官方的复杂冲突，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至今我们仍然由此受益。他通过细读所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描绘了个四面受敌和愤怒的鲁迅，他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人物，却成为左联新生小辈的牺牲品，如今已有更多的材料和个人回忆，印证了夏先生的观点依然正确。他塑造的一个有着“温和之心”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是其人文学者风范的一个有力证明。在他的左联研究的《序稿》结尾，他写道：
我没有机会采访那些当事人，虽然他们中有些人还活着。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像斯蒂芬·斯朋德（Stephen Spender）、阿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这样的人，能够回过头讲述走向左倾的历程的故事。胡风、丁玲或者冯雪峰本来有望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4]
当然，现在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夏先生没有机会采访他们倒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他也许会为他们缺乏诚实和自我反思而深感失望。以前科斯特勒所描写的左翼作家“正午的黑暗”综合症，如今在中国已不复再现。是的，他们回过头来讲他们的故事了，但是这些故事不再像科斯特勒和奥威尔的那样包含真相和富于人性了。从后来的事实和我自己访问其中一些人（包括丁玲和萧军）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知识的渊博或是精神的深度方面，他们都无法和他们的研究者相比美。
夏济安先生惊人的才华被那时美国的学术环境埋没了吗？如果他那时能有一个博士学位而获得必要的“教学许可”的话，他也许可以象他弟弟夏志清先生那样教授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他的小说已在《党派评论》发表，他也在印第安纳大学文学研究所呆过一阵，他本来是可以在比较文学领域继续开辟新路的。事实之所以不是这样，部分是因为美国学术界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夏先生自己选择了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流亡者。不过，他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也是非同小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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