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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法国文学观察:小说的伤逝与疗救的注意(2)

http://www.newdu.com 2017-12-11 文艺报 田嘉伟 参加讨论

    历史的再造
    巴黎第十大学当代文学教授多米尼克·维阿尔认为,经过战后一段时间法国实验性文学对历史的漠不关心,历史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新回到了文学的舞台,尽管愈来愈多的历史小说充斥着法国的图书市场(这一类小说依旧延续着19世纪大仲马式历史小说的俗套,在一个基本尊重史实的框架下进行大量虚构的奇情侠义),法国还是出现了他称之为“历史学者小说”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都出自历史学者之手,相反来自一些有着很好历史学素养、却对既有历史学著作的叙述话语存疑的文学家,他们选择用文学的方式深入那些历史学的不毛之地。诸如埃里克·维亚尔的《7月14日》、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多拉 ·布吕德》、阿兰·纳多的《零的考古学》、乔治·佩雷克的《埃利斯岛》等。
    2017年的法国文学仍旧是历史题材占主导的一年,这一点从文学季的作品数量就可见一斑,最终也有几本摘取了文学大奖,尽管大多差强人意。
    勒诺多奖颁给了奥利维埃·古埃(Olivier Guez)的《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La disparition de Josef Mengele),作品讲述了号称“死亡天使”的纳粹党卫官军、奥斯维辛医生Josef Mengele后半生躲避在南美的奥德赛之旅。
    美第奇奖颁给雅尼克·阿内尔(Yannick Haenel)的《戴牢你的冠冕》(Tiens ferme ta couronne),讲述一个写了作家梅尔维尔传记片剧本的编剧和美国导演西米诺的邂逅相遇,贯穿其间的是电影史和国际政治。
    中学生龚古尔奖颁给了阿丽丝·泽尼特(Alice Zeniter)的《失去的艺术》(L‘art de perdre),作者以祖先为原型人物,诉说了移民法国的几代阿尔及利亚人的辛酸。
    除却这些获奖的作品,备受瞩目的要数两位资深作家的历史类作品,帕特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的《塔巴-塔巴》(Taba-Taba)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新作《沉睡的记忆》(Souvenirs Dormants)。前者以个人家族史为引线,讲述了从拿破仑三世的1860年到2015年11月巴黎屠杀的法国史,后者内容主要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巴黎。
    《塔巴-塔巴》是德维尔6本“1860至今全球史写作”的收官之作。德维尔承继普鲁塔克的“双人传记”传统,是法国当今少数还有史诗创作野心的作家,这次他回到了法国本土,他出生成长的法国西部海港城市圣纳泽尔。“塔巴-塔巴”是一个海员长辈口中不断念叨的咒语。从这个城市的一家精神病院开始,德维尔忽近忽远地浏览着法国与世界互动的现代史画卷,殖民时期既有罪孽深重的一面,也有法国人勇敢的足迹(如开凿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穿过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有30年代的人民阵线、1940年的大溃败、德国占领时期、抵抗运动等历史节点。“在法国,惟一不变的事情似乎就是每次都有些事情改变了”,德维尔引用普鲁斯特的这句话作为题词,凸显了他想写出法国历史变动的雄心。
    《沉睡的记忆》中的叙述者Jean D(莫迪亚诺的名是Jean Patrick,小说结尾他障眼法似地提到叙述者比自己早生了一星期),在记忆和遗忘的辩证中,无序地寻找着记忆中三四块不全的拼图版:叙述者从童年起就好奇那些背后的事物:微开的门后、旅馆房间的细墙后、候车室里、夜班火车里、咖啡店里。对于熟悉莫迪亚诺的读者来说,文中的6位女子有好几位都在之前的作品出现过,那些几十年前人间蒸发的人物又会在不经意间出现,这是用巴尔扎克的复现法来描画人物盛衰。
    作者的父亲用一个类似的名字再次出现,还是在占领时期做着黑市生意。叙述者想接近父亲朋友的女儿,于是他就像《追忆似水年华》里的马塞尔,长时间假装不经意地站在盖尔芒特夫人可能经过的地方,就为了打个招呼或一瞥她的芳容。叙述者感叹如果当时自己有勇气自我介绍就好了,如今再无音讯,在时间的夜里听不到一点回音。“为什么要持续不懈地游荡在巴黎的街道上,等待一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女人?”。尼采的永恒回归和巴赫的赋格音乐是这本新书的两个要义,莫迪亚诺甚至在文中明确指出:“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在我们活过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环境下再活一遍,而且比上一次活得更好,不犯错误,不遇困难和死寂的时间,这将像是复制一张涂涂改改的手稿”(永恒回归)。“在我生命的这一时期,从十一岁开始,逃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叙述者从法国东南部萨瓦省的寄宿学校逃到了巴黎,又为了逃兵役,跳上夜班火车离开了巴黎,“遇见那些本不打算遇见的人,用礼貌性的句子来逃脱,诸如‘等一下,我找根烟,我立马就回来’,我数不清食言了多少次”(赋格音乐)。
    Fugue这个词在法语里有逃逸和赋格两个意思,莫迪亚诺的人物,包括叙述者和他本人,大多是在逃离现代科技祛魅和控制的巴黎,他要寻找的是那个神秘的巴黎。巴黎像是一个隐迹文本,上世纪60年代的纪事,需要到70年代或者更往后才能愈发明晰,而fugue作为赋格音乐,又是一种回归。莫迪亚诺知道自己是在间断地写着同一本书,赋格教会了他如何重复。
    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也呈现出从小说向叙述过渡的趋势,遗憾的是这两部作品都过于重复他们的前作了,好在共同点是于法国历史的雾霭烟云中思索着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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