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之于法国文学依然是波澜不惊的一年。如果这汪“死水”还有微澜的话，笔者愿意把它的水纹描述为“小说的伤逝”“历史的再造”“虚构的法庭”“疗救的注意”四个关键词。 小说的伤逝 作家埃里克·维亚尔（Eric Vuillard）凭借作品《日程》（L'ordre du jour）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可说是今年法国最大的文学事件。《日程》选取1933年2月20日德国24名工业寡头参加希特勒的一场晚宴、1938年3月12日德国闪电吞并奥地利等几个历史日期，“用一个个眼花缭乱的事件，描绘了纳粹德国的崛起”。 维亚尔基于史实想象了这场晚宴的情景，如果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控诉法西斯战争的抽象画，那么该书开头就是用文字再现了一幅后人讲述二战时应该有的古典油画，而这幅油画本身就会是历史。宴会上各色人等的动作神情都被当过导演的维亚尔推拉摇移，慢镜特写，用极其精到的场景调度还原出来。 德国吞并奥地利这一段历史事件有一个专用名词：Anschluss，在西方的中学历史课本里也只是几句话带过。维亚尔通过阅读包括纽伦堡审判在内的大量档案，用抒情而凝缩的语言，用作减法的方式，冷静地甚至有些过于冷静地传达出入侵前后的讯息。 这里面有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哈利法克斯伯爵，他在张伯伦任期内和首相一起推动绥靖政策；有退让的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有时任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他在前任被纳粹暗杀后，与希特勒展开谈判，并在1938年2月12日，与希特勒于巴伐利亚州的贝希特斯加登会面，后者迫使他让亲德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加入内阁，后接替许士尼格成为奥地利傀儡政权的总理；有法国时任总统阿尔贝特·勒布朗，他发布了法国按兵不动的法令；有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张伯伦在唐宁街的会晤；有慕尼黑会议；有阿伦特的第一任丈夫、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君特·斯特恩，他在好莱坞充当服装道具的管理员。作者的部分灵感来自于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吕西安·费夫尔命名的“外交历史”。 观察这些年的法国文学，书写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或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似乎成了主流，但维亚尔不忌讳书写对西方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大人物。书写这些大人物，为汗牛充栋的图书馆增加一本了无新意的作品？不是的，正如特朗斯特罗姆在《公民》一诗中写道：“罗伯斯庇尔每天早晨用一小时盥洗/他把剩下的时间奉献给了人民/在标语天堂里，在道德机器里”（李笠译）。罗伯斯庇尔的生活都可以继续写，所以写什么不是大问题，怎么写才重要。何况维亚尔在《日程》里还提到了德国入侵时被杀害和自杀的普罗大众，他们的代表是：Alma Biro, 公务员，40岁，割腕自杀；Karl Schlesinger，作家，49岁，朝太阳穴开枪自杀；Helene Kuhner, 家庭主妇，69岁，开枪自杀；Leopold Bien，公务员，36岁，跳窗自杀。 该书结尾呼应了开头，追忆古斯塔夫 ·克虏伯等人的晚景。“人们从来不会两次坠落同一道深渊，但人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坠落到荒谬和恐惧之中。”荒谬和恐惧是吸引人的。尽管大多数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达不到一个自由的状态，但文学本身是要求自由的。维亚尔认为“文学允许一切”，他要用文字引领读者去探索荒谬和恐惧的地狱之门是如何一扇一扇打开的。 关于这本书之于现实的意义，维亚尔旨在警示“精英和实业家会在妥协时刻滑向深渊”。维亚尔在书中不作过多的道德判断，但他指出商业的利益法则是没有道德的。他想探索，在这个历史虚无的年代，文学还能不能承受住历史的重量。 维亚尔这次获奖有很多需要避嫌的不利因素。首先，南方行动出版社社长弗朗索瓦丝·尼桑5月初刚当选马克隆政府的文化部长。其次，龚古尔奖参选作品都来自于8月底开始的文学季，而这本5月出版的作品是惟一破格入选的。9月底的德国联邦选举中，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议会获得了13%的选票，这也是德国战后首次有极右翼政党参与组阁。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评委会也是在那时公布的第二轮名单。紧接着，由30岁的党魁库尔茨领导的、有着纳粹历史渊源的奥地利人民党在10月15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面对集体右转、动荡不安的欧洲（虽然马克隆赢得了5月的选举，但国民阵线的势力，尤其对青年人的影响是递增的），这既是评委会的意图，也是维亚尔的写作驱动力。另外，这本只有150页，标价只有16欧的小开本作品，可能创下龚古尔奖的历史销量新低。 最重要的是，在2002年帕斯卡尔·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凭借叙述（récit）作品《游荡的影子》（Les Ombres errantes） 而非小说（roman）摘取龚古尔奖之后，这是龚古尔奖历史上第二次颁给叙述作品。2014年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的《王国》（Le Royaume）就因为是叙述作品而非小说被淘汰。纵观过去17年甚至更长时段的法国文学的发展，两个世纪名家辈出的法国小说时代可能要与读者渐行渐远了。尽管小说依然是图书市场的主流，但如果一时代真有一时代的文学，那么小说已经不能代表法国文学的时代精神。 学界对于叙述的界定还很模糊，总体而言是不受文类限制，虚构成分较少，议论色彩较多，以第一人称“我”为主的长篇随笔，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表达形式（比如蒙田的散文），但结合了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批评话语。都市、乡村、史前的原始社会、未来的暗黑废墟，作者们像人类学家一样带着装满这些批评话语的工具箱来到一片田野做调查，这逐渐成为法国当代文学书写的主要机制。 维亚尔个人认为，他的作品要处理群像，叙述里没有主要人物，没有线性情节（即使先锋派小说已经打乱了线性），没有一个主要的戏剧冲突，就像生活一样。法国文学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一个非线性的叙述、反英雄的命运，但又陷入了偏个人主义的现代派窠臼和文学民主化时代相对平庸的面向，无法书写集体性事件和记忆，对宏大叙述畏畏缩缩。 为了辩证地扬弃这一现象，可能暂时只能把“小说性”放到一边。想象力对于小说来说是重要的，但它暂时抚慰不了历史的伤痛。同时，叙述的难度又远在卡波特式新闻体非虚构之上，它综合而又开放。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拉巴特把1968年以后的法国当代文学归纳为“叙述的时代”，社会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玛丽埃尔·马瑟在《随笔的时代》中也梳理了20世纪至今，随笔是如何从暗流成为法国文学主流的。 在法国，如果“文学的终结”还有争论的话，那么随着2016年的美第奇文学奖颁给历史学家伊万·雅布隆卡，“小说的终结”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法国当今其他几位一线作家诸如安妮·艾尔诺，让·卢欧，皮埃尔·贝古尼乌，热拉尔·马瑟等，也都没有再涉猎小说这一过于成熟而衰落的文类。当让·艾什诺兹也在一定程度返回到人物传记，法国最后一个小说的形式主义者就只有埃里克·什维亚尔了。也因此，依然高质量的法国文学表面上似乎不再能像“新小说“时期一样，从观念到技法上影响别的国家的作者和读者，不再作为文学创新的核心参照系。巴塔耶的“文学与恶”、布朗肖的“文学与沉默”不再能完全解释法国文学创作的现状，就像我们猜不到涓生和子君的结局，伤逝的小说还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叙述是不是一个更好的趋势，都还有待历史检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