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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文论重建及其本体回归
由我们上面的分析可知，作为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无论是“建构主义”的思路，还是“关系主义”的思路，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知识，这样一种理论重建思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其“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 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36]那么，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之路何在？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种文学理论的重建呢？张江先生提出的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重建路径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认为，就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而言，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回归，就是向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本体回归，这种本体回归意味着，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的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 1.应有的文学指涉 就如我们前文所提到过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都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在这种理论的“场外征用”与“主观预设”之下，不管是“建构主义”的思路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产物，还是“关系主义”的思路强调将文学在这种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的“关系网络”中予以历史考察和解释，这样一种思路，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37]而“文学、文学的存在本身，如果我们追问它是什么，那么，似乎只有一种回答方式，即没有文学的存在”[38]，因为它不过是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和建构。显然，这是用文学外部的影响因素取代文学自身特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思路。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在其理论的应用指向文学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同时，也背离了其应有的文学指涉，而走向了一般的社会批判，用张江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批评理论”的套路，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对批评理论而言，文学不是它的主要兴趣，它的兴趣是批评社会，把批评理论当作甚至替代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是一个谬误”[39]，而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文论在其重建思路上的谬误。 作为文学的理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研究，这也决定了其应有的文学指涉。对于文学研究的理论“场外征用”问题，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场外征用”有其合理的一面，我们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增长点”，而“20 世纪西方文论能够起伏跌宕，一路向前，正是学科间强力碰撞和融合的结果”，但是，其“前提”应该是，“理论的应用必须指向文学并归属文学，而不是相反。这个指向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在逻辑上讲，这是理论的定性根据。一个理论，它的本质或者说理论基点是什么，将决定它的分类和性质”，文学理论与其他各种理论之间有所不同，“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理论指向不同”。[40]上述后现代主义文论所谓“建构主义”与“关系主义”的重建思路，“场外征用”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其理论指向一般的社会批判，而不是文学自身的特质与规律，实质上是归于了一种批评理论，而偏离了其应有的文学指涉，诚如张江先生所言，“如果某种阐释通过征用场外理论来实现，最终不能指向和归属文学，它一定是一种非文学的强制阐释”[41]，显然，后现代主义文论所谓“建构主义”与“关系主义”的重建思路也正是这样一种强制阐释。 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文学理论的基本对象是文学，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现象的理论研究”[42]，要走出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及其批评理论误区，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进行当代中国文论重建，就要回到其应有的文学指涉，“聚焦于文学规律、文学方法的具体阐释上，聚焦于对文本的具体的认知和分析上，离开文本和文学的理论不在文学理论的定义之内”[43]，并背离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与任务。 2.应有的理论品格 何为理论？理论何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理论是一种在理性层面上对问题所作出的思考、分析和回答，所以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44]，显然，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也是如此，并构成了其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诚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常看到这样一些文章：文章告诉我们某位西方学者说了什么，他又说了什么，他还说了什么，文章到此就结束了。这样的文章当然也很好，至少介绍了一些新思想，也许使人读来还有一些启发”，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从已有的理论思考上向前推进，有所拓展，有所进步，有新的收获”。[45] 当前学界研究有一种理论的经院化倾向。这在西方是与经院哲学相联系的一种研究倾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中世纪盛行经院哲学，这种哲学在哲学史上，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由于经院哲学，《圣经》的传说与希腊哲学的思辨结合起来了，这造成西欧人对学术和思辨的尊重，保持一个与世俗社会相对立的神学的学术界，从而为最终走出中世纪准备了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经院哲学的那种遇到问题不是从现实中，而是从经典中找答案的做法，却使它本身构成了思想向前进步的障碍”，而同样的是，我们也有着一种长期沿袭的做法，也就是“遇到问题就从各种经典著作中，从过去的大师中，从革命导师的语录中，从理论权威的论断中找答案”，这种做法是“无所不在”，“文革时，最能言善辩的人，是‘小红书’背得熟的人，时不时地给你来上一段，让你哑口无言”，而现在，“这种遗风其实仍然存在”，所以，在人们“言必称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或者其他某路神仙”时，我们有必要让人们回归一个事实，即：理论不能建筑在照搬挪用的语录或某种“主义”之上，而应该建筑在现实的实践之上。[46]这显然也是我们反思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及其“强制阐释”局限而需要解决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所谓“建构主义”的思路与“关系主义”的思路，都是通过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的“场外征用”并以之为“主观预设”来进行其理论重建的。这种先在理论的“主观预设”，很明显也是上述经院化倾向的一种研究思路，即以福柯、布迪厄、伊格尔顿等的权威理论作为问题研究的依据与方案，而这也使这样一种理论重建，“并不注重自身的理论建构，而是在某些理论框架之下，罗列介绍各种中外文论知识，成为一种平面化理论知识的集束式堆集，差不多就是一个文论知识的杂烩‘大拼盘’”[47]，而更近乎是“某些理论资料的汇编工作”[48]。这显然不是从具体的文学实践出发，而是从既定的理论出发，用现成的理论公式剪裁、切割事实，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这造成的后果则是，这样的理论重建仅仅停留“现成思想”的诠释上，“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悟”[49]，“现象描述阐释有余而对问题的思考不足，缺乏思想的力量和力度”，而缺少了应有的理论品格，并让人“普遍感觉”到理论的“疲软”，[50]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这就要求从具体的文学实践出发，而不是依据既定的理论公式，给文学理论研究注入源头活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接地’是重要的。‘接地’使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有了生命力。不‘接地’的理论，就无根，就无法存活”[51]。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进行当代中国文论重建，就要“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52]，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命题，作出新的理论思考，提供新的理论应答与文学理论知识，重新建立起其回应文学实践的理论阐释能力与应有的理论品格，从而“针对我国文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言，并在回答和解决现实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53]，实现理论的创新。 总之，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为新的知识空间的拓展和多种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而有利于多元、平等对话机制与学术生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领域的引入，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与问题。这种偏颇与问题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西方学者霍尔也曾提醒我们：“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 work for you)。”①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理论的生成是从经验和实践而来的”，“对于不同民族而言，其他民族的理论要为本民族所应用，必须经过长期的试错、同化、修正，在自觉主动的积极调整中实现民族化、本土化，有的甚至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可能成功。违背了这个规律，简单地套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现成理论，甚至信奉为教条，以此为根据而前置立场、模式和结论”，“强制阐释本民族的经验和实践”，就“一定会给本民族的理论和实践造成极大伤害”，而“如果是从原点起步构建理论，那就更需要坚持从经验出发，从对实际情况的把握和认识出发”，而不能从现成的理论结论出发，“对文学理论的建设而言，若想构成一个学派、一种思潮、一类阐释方法，进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完整理论体系”，其“出发点”也只能是经验与实践而非先在理论的“推衍和预设”。[54]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及局限，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而不是停留于西方理论的简单挪用与文献式填充，重新建立其应有的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