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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进而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渗透到了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全过程。詹姆逊认为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是一种“元评论”，这种评论把历史、政治和形式看作是三位一体的，并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基于他对历史上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学来挖掘隐藏在文本深层的作为“政治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詹姆逊的学术研究方法对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到底该怎样读文学？”也应该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辩证思维、形式的意识形态、文本阐释学 作者简介：杨建刚（1978— ），陕西三原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西方文论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译有《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中国文论和美学影响巨大，自1985年的北大演讲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等领域的诸多问题都与他密切相关。2012年12月詹姆逊再次来到中国，在北大做了《奇异性美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演讲，使中国的詹姆逊热再次达到高潮。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对詹姆逊的追踪式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他的新著《辩证法之价》（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2009）和《重读<资本论>第一卷》（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 2011）的研究也已经展开，并有成果陆续发表。但是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最新著述，而是研究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因为文学研究是他的学术起点，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方法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的始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极具特色，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中国学界对此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海登·怀特认为詹姆逊“不仅仅是一个对立的，而且是一个真正辩证的批评家。他严肃地接受其他批评家的理论，而且不只是那些基本上与自己具有共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相反，他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著作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衡量一种理论，依据的不是其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纳最强劲的批评者中有根据的和富有洞见的思想的能力。”[1]肖恩·霍默（Sean Homer）也认为詹姆逊的贡献就在于他“反思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可能性，以及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情的对话的必要性”。[2]他把这些异质的理论流派和思潮都吸纳进来，并用马克思主义加以融汇与综合。在所有的理论来源中，最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特征，也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史上继巴赫金之后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在借鉴和吸收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方法论基础，对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辩证思维”与“元评论”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对詹姆逊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论和以萨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詹姆逊从中学时代就精通德语和法语，而后来在德国的留学生涯为其接受德国和法国的理论思潮奠定了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这两种思潮就像俄国形式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那样是对立的，但是詹姆逊则认为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成本身就与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3]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有结构主义者的答案。甚至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所做的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主义分析。[4]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索绪尔对马克思似乎并无深入了解，俄国形式主义者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论战的对象，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者却不仅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就“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5]因此，当后来很多结构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避之而唯恐不及的时候，后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以此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和怀恋。因此，和巴赫金一样，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发展，就再也不能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而是“应该把当代语言学的这项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同时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工作，并先后出版了研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试图通过“钻进去对结构主义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更加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6] 虽然詹姆逊明白“在不同的立场之间对话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7]但是他也深刻地意识到，“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8]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对话就不再只是出于学术兴趣，而且成为他有意识的学术选择与探索。詹姆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把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以“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方式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部分，以此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萨特向詹姆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使他真正成为一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法国结构主义则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重的结构主义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称詹姆逊的理论是“对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的法国理论的独一无二的综合”。[9] 詹姆逊认为其它的批评方法大都是封闭的体系，而以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多元开放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思维模式，原因不过在此，而非因为你自己一口咬定发现了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就在于它总是介入并幹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10]所有的理论都是阐释，而在这些阐释模式中，“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11]作为一种“无法超越的地平线”，马克思主义“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兼容的批评操作，在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12]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阐释模式，所有的其它理论阐释模式，比如结构主义的“语言交流”、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或“利比多”，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的“人文主义”等等，都不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马克思主义却可以把所有这些理论都纳入其中，为我所用，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詹姆逊所做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囊括其它多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詹姆逊把这种思维模式称为“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或“思维的二次方”。综合詹姆逊关于辩证思维的多处论述，可以得出在辩证思维指导下文学批评的三个主要研究对象，即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对研究者立场的思考和对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概念和范畴的反思。其特点在于：一是“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意识的逻辑”，即把研究对象放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研究，或者说将研究对象“历史化”；二是“寻求不断地颠覆形形色色的业已在位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将它们非神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本身”；三是“坚持以矛盾的方法看问题”。[13]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之上的批评方法就是“辩证批评”，或“元评论”（metacommentary）。[14]这种评论是一种“评论的评论”，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批判的武器”，同时也是“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元评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只有信仰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事实上在做元评论工作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干的正是马克思主义”。[15]这样，“元评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一种方法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提出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口号，而且变成了一种方法论。任何批评都不可忽视历史的存在，都应该把研究对象纳入历史的语境之中，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审视，历史也就成为詹姆逊自始至终的研究视点。可以说，“从六十年代末期到现在，詹姆逊一直把文本的历史维度和历史的阅读置于特权地位，他把自己的批判实践带入了历史的屠宰房，也将批判话语从学术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笼中移开，使其经历了学术领域里的荣衰和变动，而‘历史’这一术语正是这一过程的标记。”[16]他正是以这种历史化的视角来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索绪尔语言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抛弃了历史，从而将自身囚禁于自己建立的“语言的牢笼”之中。因此，要超越形式主义就必须为其增加一种历史的维度，并把它与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詹姆逊认为，只有“通过揭示先在符码和先在模式的存在，通过重新强调分析者本人的地位，把文本和分析方法一起让历史来检验，……只有这样，或以相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孪生的、显然无法比较的要求才能得到调和。”[17]也只有这样，结构主义才能打破这个“语言的牢笼”，把文学和语言向历史开放，回归文学和语言的意义层面和意识形态功能。但他并没有抛弃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而是在拒绝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化倾向的同时，极力肯定了索绪尔、格雷马斯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科学的中立立场和批评方法。[18]他把这些理论和方法通过“符码转换”的方式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之中。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研究的最终指向都是当下政治，关注历史只是关注政治的一种表征。正如詹姆逊所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19]罗兰·巴特为了批判萨特的介入文学，把文本作为一种能指的游戏，并认为对文本的阅读所获得的是类似于性欲满足的身体快感和愉悦，这种“文本的愉悦”与政治毫无关系。但是詹姆逊则认为这种愉悦和快感本身与政治根本就无法分离，甚至干脆把那篇评述萨特与巴特之间论争的文章直接定名为《快感：一个政治问题》。[20]他的《政治无意识》的主旨就是要“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并把政治视角“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21]可以看出，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政治和历史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只有具有政治指向的历史研究才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只有依据历史的政治批评才是深刻的。 但是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审美则是形式的。文学艺术的政治（在文学中表现为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都蕴含于艺术形式之中，并通过审美形式的中介得以存在和呈现。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是三位一体的。不同于苏联庸俗马克思主义对艺术形式的排斥，詹姆逊认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把形式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批评家需要像关注文学内容一样关注文学形式。因为形式不只是艺术作品的‘装饰’，而且体现着强大的意识形态信息。”[22]艺术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使批评家需要首先把形式作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探索意识形态内容的先在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只需停留在形式层面，形式研究的最终指向还是政治。正如其所言，“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23]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求“永远历史化”，认为政治才是其“绝对视域”，但是和形式主义一样，认为文学艺术的首要研究对象还是形式。不同只是在于形式主义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不敢向意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迈进一步，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后者作为其形式研究的最终指向。詹姆逊认为这种“把社会历史领域同审美—意识形态领域熔于一炉应该是更令人兴趣盎然的事情”。他之所以对卢卡奇情有独钟，原因就在于卢卡奇“从形式入手探讨内容”的方法是文学研究的“理想的途径”。[24] 由此可见，以辩证思维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创新是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论。正因为对形式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以及对艺术形式的普遍关注，詹姆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方法，也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声誉。2008 年，挪威路德维希·霍尔堡纪念基金会将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授予詹姆逊，认为他创造的“社会形式诗学”“对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5]詹姆逊自己也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或“历史”与“形式”来概括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26]詹姆逊坦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之所以对形式问题如此感兴趣，原因在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都致力于内容和意识形态分析，总是关注内容因素，即作品的思想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等等。很少有人研究叙事的特点、作品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以及意识形态得以呈现的形式。”[27]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取得新的进展就应该将“形式的意义”或“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突破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