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但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与问题，这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及局限，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强制阐释; 本体阐释; 后现代主义; 文论重建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问题视域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15BZW011) 作者简介：李自雄，文艺学博士，文艺美学博士后，现执教于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问题视域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论转型问题研究》、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反本质主义语境下的文论反思与话语重建》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主要致力于文论转型、文学本质、理论建构与发展路向等文艺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考，尤其围绕后现代理论的引入及反本质主义所引发的文学本质与文论重建问题的研究探讨，有着持续的学术追踪与关注思考，先后发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论“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重建》、《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重建》、《值得追问的“中国问题”》、《关于反本质主义的三个关系问题》、《中国问题、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论建设》、《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理论中心、反本质主义与文论重建》、《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等系列论文参与商榷、讨论，有成果被相关学术文摘全文转载、论点摘编或摘录介绍，或收入丛书，或为相关研究征引、评介，以期为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起到力所能及的推动作用，并共同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近年来，张江先生针对西方文论存在的根本缺陷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进行了卓有创建的系列论述，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正如张江先生所说的，用它“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1]而更为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超越‘强制阐释’的局限，勾划讨论“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2]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就现在的讨论来看，如何更为有效地联系当代中国的文论实践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显然是亟待深入的话题。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当代中国文论遭到了解构，这种解构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并已构成了我们对中国文论进行深刻反思与重建思考的理论语境，而不能也不容回避。也正是鉴于此，笔者下面即拟结合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观点，联系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实践对其作出考察与反思，以期推动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解构及其“强制阐释”问题 对于后现代主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上世纪中期开始活跃于西方的理论思潮，“在80年代初开始引介进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译介、批判、争论和接受，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事实上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讨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实绩和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这一块的重要影响的”。[3]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的方面，诚如有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和谐”，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主张差异性、非同一性，否定绝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独断和霸权，强调世界的多元性和多义性，强调视角的多面性、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4]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为新的知识空间的拓展和多种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而有利于多元、平等对话机制与学术生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领域的引入，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与问题。这种偏颇与问题既体现在对“他者”的批判解构上，也表现在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 先看对“他者”的批判解构。显然，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他者”，也就是其所质疑、批判与解构的对象是有特定所指的。那么，这种特定所指为何呢？用利奥塔“简化到极点”话来说，就是“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 [5]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用“元叙事”或“宏大叙事”①来指称在现代性状况下具有合法性功能的叙事，这是一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叙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真理的“思辨叙事”与以法国启蒙主义传统为代表的关于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利奥塔认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以一种总体性、普遍性遮蔽了在社会历史中发生并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异与复杂性，因而这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值得质疑的。在利奥塔之后，不少西方后现代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与阐释，尽管这些解读与阐释在许多具体的方面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与争议，但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反思，大多放在对其总体性、普遍性的质疑上，并主要表现为对这种总体性、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清理与批判，比如罗蒂后哲学理论对所谓“大写的哲学”“大写的真理”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拒斥和解构，[6]显然也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现。 而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正是通过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及其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质疑和清理来展开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批判与解构，并倡扬其后现代主义文论观点的。以这种主张与观点来看，当代中国文论存在“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大写的哲学”（罗蒂）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对‘本质’的认识，创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识”，而“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握这种‘普遍规律’、‘固有本质’，从而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在它看来，似乎‘文学’是已经定型且不存在内部差异、矛盾与裂隙的实体，从中可以概括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这“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大学的文艺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般的文艺学）已经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7]，妨碍了其“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使之无法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新近出现的审美及文化现象，而将它们拒斥在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之外，[8]而“对于新近出现的文艺活动的深刻变化的一味回避或拒斥，又反过来强化了文艺学中原有的本质主义倾向”[9]。从这段表述，不难看出论者所持有的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依据。 张江先生指出，“强制阐释”也就是一种“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0]显然，结合上文的分析，以张江先生“强制阐释”的观点来看，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是从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出发，并以之为前在立场与分析模式，对当代中国文论所存在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作了符合论者主张与观点的阐释分析，尽管这一阐释分析似乎也非常重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学审美的实际状况而表现出致力于文学文本话语与现实关系重构的理论动机。 我们在这里并无意质疑或是否定上述论者的这种理论动机，尽管对于他们的理论动机也曾有多方的揣测，但我们宁愿相信，他们对当代中国文论所存在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清理与批判，是出于上述理论动机，因为他们也的确道出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现状令人深感忧虑而不能忽视的一面。诚如他们所认为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不仅束缚了自身的创新发展，而且致使文学理论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其文艺实践活动作出有效的回应与理论阐释，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很明显，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正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要使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出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对那种关于各种文学本质及普遍真理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清理、批判与破除是势在必行。这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恢复它与现实纬度不可或缺的应有联系，从而走出割裂现实与历史的本质主义迷途，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要，并且往往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实际状况，来对他们批判的对象进行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存在着“语境抽离”的错误，[11]而这样的错误，正是他们要避免的。的确，他们避免了语境的“抽离”，然而，问题是，他们却机械地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照搬挪移到中国，而导致了这种理论在具体语境上的“误置”。由上述可知，利奥塔、罗蒂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针对西方现代性知识状况而提出来的，这很明显有不同于中国语境的地方。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文论需要反本质主义，需要反对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所批判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弊端，对其进行必要的解构，但这种解构显然是有限度的，并要建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及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是“错把他乡当故乡”了，这诚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他们从西方引入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批判的概念、对象与其所操持的理论一样多舶自西方，与中国现实则有相当的疏离感，比如类似主体、真理这样的被颠覆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还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权威”[12]，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及其自主化建设在中国还任重而道远，这些都尚需致力于建构，而不是走向反本质主义的极端解构，职是之故，“在现代性反思亟需具体深入而成为一个中国式反思的今天”，正确理解“当下中国具体文化实践中的生长性力量”及其现实依据，而不是与之相疏离，乃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文论现状及其问题作出分析判断的关键，否则，就恐怕只能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一味移植文化工业、消费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等等术语，而它们既不能与中国现实完全对称，也实际上偏离了对文学本体的建构路径”。[13]这也再次提示我们，对任何理论，包括西方理论的运用，都必须在“理论”与“语境”的关系及其有效性问题上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否则，简单的理论套用也许是容易的，但圆凿方枘的“强制阐释”也就在所难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