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元评论，它的阐释学和诸如伦理的、心理分析的、神话批评的、符号学的、结构的和神学的等等阐释方法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元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可以容纳当今知识市场上所有的理论方法，并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资源。正是这种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成为“包含了明显敌对或不可通约的批判操作的所有批评都‘无法超越的视域’。”[40]詹姆逊的“视域”（horizon）概念明显来自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它对各种理论方法的综合吸收、融汇转化也正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但是他并不关注现代解释学所注重的那些问题，比如海德格尔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或先在结构（fore-structure）、伽达默尔的偏见（prejudice）和赫施（Hirsch）的假设（hypothesis）等等。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所关注的是艺术形式中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内容，即“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就是要将文本“永远历史化”。这包括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把形式或文本历史化，即把特定文本放入历史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解释都是相对的，都会带上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偏见”，都体现着特定阐释者的“前理解”。但是如果就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言，这种阐释则是“绝对有效的”。詹姆逊认为伽达默尔的阐释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赫施的阐释的绝对有效性的对立忽视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限制，如果加入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的历史主义”这一视域的话，这种对立就可以迎刃而解。[41]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形式化或文本化。不同于马歇雷和伊格尔顿对文本概念的抽象化理解，詹姆逊极为关注叙事作品，他所说的文本就是叙事，而文本化就是叙事化。正如内容的内容不能成为艺术一样，历史本身在文本中也只能成为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缺场的原因”。因此，历史要成为艺术对象就必须将其加以文本化，把历史纳入文本和叙事之中，这样历史才能转化为审美对象，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文本化或叙事化了的历史，因此新历史主义把历史本身看作一种叙事也不无道理。 但是不同于叙事学所说的讲故事意义上的叙事，詹姆逊把这种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一种潜藏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内涵的“寓言”。文本的审美化效果则使这种内涵处于一种无法察觉的状态，即文本中的“政治无意识”。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42]比如，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自身就是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中的日常生活的异化现实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然而，现代主义同时又可以看作是对物化给它带来的一切的乌托邦补偿。”[43]康拉德的现代主义作品就是高度物化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政治的象征，其中每一个叙事文本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象征行为，而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康拉德的《吉姆爷》中，“斯坦的故事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英雄时代正在逝去的故事”。[44]通过吉姆的故事，“康拉德假装讲述个人如何与自身勇气和恐惧斗争的故事，但他非常清楚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吉姆不得不树立的社会样板，以及吉姆在意识形态神话中发现萨特式的自由而产生的非道德化效果，也正是这些意识形态神话使统治阶级发挥作用并断言它的统一性与合法性的。”[45]由此可见，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其文本深层刻写着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内涵的文本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强度不同而已。但是由于文本的意识形态不同于作家的意识形态，它可以独立存在，因此文本的叙事过程中所潜藏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也就有了作家背弃自己的阶级立场、作品超出作家预期效果的情况。 正是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是通过叙事的编码方式体现出来的，叙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并且文本的表层语言和结构与深层意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对叙事文本进行阐释就是极有必要的。可以说叙事和阐释是一对孪生姐妹，有叙事就必须有阐释。只有通过文本和叙事，历史才能够接近我们；同时，也只有通过阐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种历史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拒绝阐释，而是在历史的否定和压抑中解救阐释。”[46]这种阐释不是简单地弄清楚“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是通过“主符码”或“主叙事”对复杂现实的不可避免的重写。可见，詹姆逊的这种阐释和形式主义者的“内在阐释”是不同的。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阐释模式是新批评，而詹姆逊所提出的阐释模式则完全不同。有人把二者做了一个比较，认为“新批评的巨大成功就是将美国大学中对文学的‘政治的’解释锁闭起来，这种成功直接来源于他们所宣称的内在阐释。新批评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当所有外在于文本的信仰或教义都被悬置起来，文学作品的阅读唯独能够运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和价值的时候，文学理解才成为可能。如果对这种内在解释看得过于重要的话，要发现形式主义者在哪里错了就是非常困难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政治的’文学批评方法认为新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逃避主义的形式，用詹姆逊的话说就是，它否定和压抑了历史。”[47]在詹姆逊看来，新批评等形式主义者试图摆脱政治和伦理的“内在的超越阐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符码是意识形态，准确地说是“形式的意识形态”。 “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要求像形式主义者那样关注艺术形式，但是它“绝不是从社会和历史问题向更狭隘的形式问题的退却”，而是通过对艺术文本的审美形式的分析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内涵。可以说，“詹姆逊对形式的强调已经成为他将以前明显非政治的东西予以政治化的主要工具。”[48]因此，在具体的阐释模式的建构中詹姆逊对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阐释方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 通过对弗莱等人的批评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詹姆逊提出了自己的“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并将其作为发掘文本深层政治无意识的有效方法。这个问题笔者已经有过分析，故在此不予赘述。[49]除此之外，他还将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符号学方法，尤其是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运用于对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的发现和挖掘之中。詹姆逊虽然也意识到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能否无限丰富地运用于文学与叙述性结构的分析也还是一个问题”，[50]但是这种方法为我们的文化分析提供了“整个意义产生的可能性”，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一条进入文本的路径”。比如，格雷马斯用符号矩阵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中所关注的两性关系进行分析，建立了“两性关系的社会模型”、“两性关系的经济模型”、“个体价值模型”，并由此构建起了一个人类的“性关系体系”。[51]詹姆逊认为如果我们把某一社会的婚姻规则作为起点，“这个语义四边形就能让我们得出这个社会常规的和可能发生的两性关系的全部内容。”[52]因此，正如把符号学方法作为“分析意识形态封闭的特殊工具”一样，詹姆逊把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也作为“一种探讨意识形态的方法”，并从中发现了“政治无意识”的运作方式。 如果说格雷马斯主要用这个符号矩阵来探究文学叙事中的深层结构模式，那么詹姆逊运用这一模式所发现的是这种深层结构模式中所包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比如，詹姆逊用这种方法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进行分析，剖析了人、非人、反人和非反人这四项对立所生成的金钱影响下的权力和友谊的逻辑关系。在詹姆逊看来，《鸲鹆》不再只是一个用于娱乐的故事，而是关于文明进程的，“探讨的是究竟怎样才是文明化的人”，“探讨‘人’怎样可以变得‘人道’，‘人’又怎样成为‘反人’，以及‘非人’又怎样可以具有人性，等等。”在对《画马》的结构分析中，詹姆逊从中看到的也不只是故事是如何展开的，而是“一种新的再生产关系”，是对货币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货币怎样才能增长”或“货币再生产”进行艺术思考。康拉德的《吉姆爷》体现的是行动和价值的对立，“《吉姆爷》中的矩形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53]由此可见，通过对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运用，詹姆逊已经把文学故事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寓言”。 除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之外，詹姆逊还把这一方阵运用到了对包括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乌托邦问题以及后现代主义建筑等文化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中去。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詹姆逊这里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用途和更深刻的文化价值，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用于文化分析的特殊工具，而且成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一种基本的方式。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分析中运用了大量类似于数学公式的图式，因此有人称符号学为人文社会科学里的数学，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格雷马斯主要运用这个符号矩阵对叙事性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语义分析，进而试图揭示故事背后的文化原型和深层结构。詹姆逊对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加以运用并推进一步，用其挖掘文学作品叙事结构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无意识，体现出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无论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正确与否，詹姆逊将它作为一种意义生产机制来使用的做法却是新颖的，而且对于说明叙事如何发生作用以加强或消解在不同发展时期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具有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