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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的意识形态 詹姆逊发现，“在近来的文学批评中，关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即作品的形式而非内容有可能表达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观点，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28]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划分为四种模式，即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模式，在这四大模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不是对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简单分析，而是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普遍接受，原因在于它解决了文学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崇尚形式与崇尚内容两种观念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三次浪潮最好称为意识形态批评, 那是因为它的理论着力点是探索什么可以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这样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 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29]可以说，“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或者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论争的回应，也是在他们之间进行对话的结果，而这一批评范式的真正成熟完全得益于詹姆逊的批评实践。 马尔赫恩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中遇到的两大难题之一，另一个难题是“文本及其外部领域的关系”问题。[30]不只是形式主义者对形式问题情有独钟，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非常重视形式问题。卢卡奇认为: “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的形式, 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31]阿多诺也认为，在艺术中，“形式是理解社会内容的钥匙”。[32]马尔库塞同样关注形式问题，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的’表现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33]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那里，本来由内容所承载的艺术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性在这里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审美形式上。 詹姆逊在对形式主义理论进行充分吸收的基础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理论推向深入。如其所言：“整个这一‘形式—内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局部的、美学的问题，也不是局部的、技巧的哲学问题，而是在各种当代语境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大大超越了它们纯粹的美学指涉，从长远看，会不断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34]因此，解决形式与内容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成为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所在，而整个形式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反思为詹姆逊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我们对世界和事物的解释也是借助于二元对立。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主体与客体，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等等。“要摆脱二元对立并不是要消除它们，而是常常意味着使它们增多。”[35]在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二元对立就是形式与内容。“内容是形式的前提条件，形式也是内容的前提条件。要克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即使它富有成效），必须使它复杂化，而不是消除其中的一个方面。”[36]在他对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进行复杂化而建立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过程中，语言学家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看法，一种形式可以拥有自己的内容，这种内容区别于事件、人物和场景等内容，在一个特定作者修改形式以再现一种现实的过程中，事件、人物等内容可能充满形式。[37]也就是说，在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中，形式中有内容，内容中有形式，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内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体裁、文体、句法、修辞是形式，而人物、故事、情节就是内容。可以说，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形式就是内容；反过来说也成立，现代主义作品的内容就是形式本身。在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中片面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会导致一种歪曲。形式与内容是互为条件的。因此，解决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的唯一办法不是仅仅抓住一方而抛弃另一方，而是将这种对立进一步复杂化，并且分析二者之间的交叉和互渗关系。在叶尔姆斯列夫的两组二元对立，即表达/内容和形式/材料的分析模式的启发下，詹姆逊提出了自己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模式。他将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复杂化为四项对立，即内容的形式、内容的内容、形式的形式、形式的内容。[38] 这四种组合已经穷尽了形式与内容之间可能构成的所有情况。詹姆逊认为，“从实践角度来看，其中的每一个组合或观点都反映了一种文学批评类型，它们各自在具有自己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内在局限性；从某些外在边界的角度来看，在从描述向处方（prescription）的滑动中，每一种组合都将为作家设置一个用以遵循的特殊的美学和程序。”[39]内容的内容指的是一种尚不具有实际的文学形式的社会和历史现实，或者说内容还处于无法表达和尚未定型的阶段。内容的形式是作家用以将这种无形的、原生态的现实，也包括抽象的观念，表达出来的具体的文学语言和艺术形式。比如狄更斯以小说形式反映贵族阶级的生活。即使没有小说，这种生活也存在，但是它却只能是无形式的，而小说则使这种内容的内容具备了审美的形式，从而转化为艺术对象。一旦作家赋予了无形式的内容以形式，那么这种内容的形式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任何东西。寓言就是对内容的形式的最集中体现。而形式的形式则是那种纯粹的无内容的纯形式，是康德所说的作为纯粹美的形式。詹姆逊认为，对内容的内容和形式的形式的过分强调代表了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两种极端倾向。可以说，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简单等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和简单的实证主义属于前者，而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则是后者的代表。绝对地指向内容会走向自然主义，而绝对的形式主义则使艺术成为唯心主义和虚无飘渺的东西。那么，要超越这两种极端化倾向，就必须走向第四种情况，即关注形式的内容。现代主义表面上强调的是艺术形式的变革，但是它那变异的艺术形式下面隐藏的则是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内容。詹姆逊之所以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他对现代艺术的形式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出这种形式中的内容。詹姆逊把第四项，即形式的内容（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学艺术批评中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的最佳解决方案。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形式主要体现为叙事性文本，而内容就是意识形态。这样，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就转变为文本的意识形态。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艺术生产理论讨论的就是意识形态如何进入文本，进而转变成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极其隐蔽，这就需要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深度剖析，从而将这种意识形态或政治无意识挖掘出来，这也正是詹姆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学的目的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