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何人首先用“符号学”一词翻译semiology或semiotics,只能肯定,此词不像中文其他学科译名称经常来自日语,日语的译名为“记号学”。至今有一部分中国大陆学者以及一部分中国台湾学者,坚持用“记号学”一词,也有大陆学者把学科semiotics译为“符号学”,但把sign称为“记号”。 此种命名,常见但并不通用,经常引起读者困惑。学界做此种区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西方通用的“符号学”一词semiotics,与符号sign不同,而且符号学的定义建立在此种不同上: “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 实际上西语中此定义是希腊词源“符号”(semeion)与拉丁词源“符号”(signum)的同义词循环定义。中文没有必要跟西人转词圈子。笔者认为,中文翻译成“符号”与“符号学”,很自然,而符号学则可以简明地定义为“关于意义的学说”。 对符号学的最早介绍,出现在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或哲学资料中。第一篇文字可能是周熙良1959年翻译的波亨斯基《论数理逻辑》,发表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此后周熙良在一系列翻译中使用此词。1961年贾彦德、吴棠翻译《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语言学部关于苏联语言学的迫切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景的全体会议》一文,算是用正式文件把此词正式化了。 此阶段学界受到政治运动一潮接一潮的冲击,对偶然出现的“符号学”一词,学界连好奇心都不一定有,此后此词也果然在中国消失近二十年,不为人知。甚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影响巨大的一些“内部批判材料”,例如1964年的《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汇集了许多名家译文,却没有符号学的文章,也没有对符号学的批判:学界还没有认为符号学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中成气候的潮流,情况也的确如此,符号学当时在西方也只是在语言学中有一定影响。 符号学这个词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依然仅仅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胡壮麟的《语用学》,岑麒祥的《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的《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显然80年代早期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是语言学界,这也正常,是在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课。 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6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所以至今被论者引用。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种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的《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胡妙胜的《戏剧符号学导引》,艾定增的《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徐增敏的《电影符号与符号学》,李幼蒸的《电影符号学概述》,周晓风的《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曾大伟的《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郑伟波的《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郭昀的《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符号学一开始就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的《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的《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