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出于对现实的因应，我对环境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思考，也一直想写与此相关的小说。可是，有想法是一回事，在具体的作品中如何体现还是颇费踌躇的。依自己写作小说的经验，或者说据自己关于理想小说的信念，一篇真正的小说，绝不可能只要有了一个正确主题就可以成立。即便这个主题是对新现实的新因应，也不能保证一篇真正小说的成立。
    在我看来，一篇小说是否成立，并不决定于是否写出了一种新的现实，也不决定于是否有一个敏锐的主题。仅仅有此两点，还不能算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小说的核心是人，大部分情况下会被现实的社会生活支配的人，同时又试图突破这种支配的人。人这种有意无意间突破现实规定性的努力，或者成功，或者部分成功，或者完全归于失败，都是现实生活为人生提供的可能选项，也是为小说写作提供的可能选项。这就是小说可供开辟的空间，也是其张力之所在。
    当我们站在小说的立场上讨论中心与边缘或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时，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或政治问题。这种问题是普遍的，大处着眼的，而人是特殊的，是从其具体处境出发的。具体而言，今天的消费社会已经迅速建立起一套新的模式。这种模式为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确，形式与内容这样的问题不止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同时也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构之中。今天，传统乡村迅速崩溃消解，或者说，乡村的存在正在向着另外的形态转化，以便能适应由城市发明的那些商业模式来进行生产，或者停止不适应的生产，而让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打工大军。这时的乡村要被城市关注，或者说还有什么存在理由，似乎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有某种自然或文化的遗存而转化为旅游目的地；再一种，有某种城市这个永不魇足的消费巨兽特别趋之若鹜的物产，正好可以满足这种消费欲望，并成为一个资本可以操控的增值链条。如此，城市对于乡村的新型消费模式就被建立起来，并使乡村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也对乡村背景中的人发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是的，影响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发生的，真正的转变也是人的转变。
    对我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认知，但不如说是一种感性的经验。
    所以，我决定就此入手来写我的小说。
    于是，我先写了《三只虫草》。虫草，一种疯狂升值的高原物产。每年五月间，青藏高原的初春时节，虫草采挖的季节，我出行到青藏高原时，四处都会遇到小说中桑吉那样的少年。车一停下，他们就凑过身来，从怀里掏出几只虫草，说：“三十元一根，三十元。”离开高原进入城市，在最繁华的地段，看到高端的虫草店，在电视、在高端杂志上看到关于虫草的广告和那些高端消费者。这种消费行为上贴着消费时代最流行的关键词：体面、高尚、健康、保养……而我想起的是那些为了挣几十、几百块钱而逃学的乡村少年。虽然这个孩子生活在偏僻的高原地带，比很多乡村都更加边缘，但也很难对整个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使之与整个世界发生联系的各色人等已经出入其间。这个孩子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与之遭遇，以这样的方式感觉到世界已经来在了他的面前。内容方面我所能做的，只有两点：一、通过与这个孩子相遇的那些人物，尽量展现宽广的社会幅面；二、在险恶的社会丛林中，相信这个孩子身上向善向美的力量，并使之放射出温暖的光芒。
    一路这么说下来，似乎已经陷入苏珊·桑塔格所反对的那种社会学阐释了。
    布鲁姆也说过意思大致相同的话：“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毁掉了对伟大文学作品在人性、美学及认知意义上的研究，转向一种不成熟的社会学。”
    我当然也对只有社会学意义上呈现的文学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但也不会绝然把社会学与美学对立起来。我当然也认识到小说总归是小说，小说如果只有上述社会学的认知与发见，倒不如直接去写一篇合乎规范的社会学报告。小说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就《三只虫草》来说，语言要切身，要入情入景。切身，就要如主人公的灵动清澈；入情入景，要有一种庄重意味上的美丽。这个入口一找到，小说的节奏，甚至一些温暖的东西也随之自然涌现了。
    沿着这个思路，我又写了《蘑菇圈》与《河上柏影》，都关乎城市主导的高涨的物欲对于自然与乡村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对乡村社会的人还可分为正与负来讨论，对整个人类所依止的自然环境来说，那全然就是破坏性的毁败。三篇小说出版后的不同际遇，也是今天社会文化样貌的一个缩影，略去不说。仅仅《三只虫草》被广泛接受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我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也是一个忠诚于写作的人。我希望有很多读者阅读我的作品，但绝不会把读者的接受作为写作的最终旨归。一些小说受到欢迎，一些小说受到冷落，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不久前，一个美国作家来到中国，她提出的要求是希望有一次与我的对话。我去上海与她相见，自然会问她为什么要找我对话。她说，她读过翻译成英文的《尘埃落定》与《格萨尔王》。但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还未翻译成英文的包括《三只虫草》在内的这几篇小说。她不懂中文，是在美国有人告诉她这几篇小说的大概内容，其中有关环境、有关新型城乡关系的内容使她感到强烈的兴趣，因为她本人就是从事自然文学写作而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读到她送我的《心灵的慰藉》中文版中的一句话：“多年来，我就是那样做的——倾听，观察，然后不声不响地形成自己的见解，因为我处于一种由于答案繁多而很少提问题的文化之中。”这差不多也就是我努力写作时的状态，这也是我想说的话。那天对话结束，我带这位本不喝酒的作家去尝了我们的中国白酒。我们相约还要见面。
    一个月后，我又应邀去南美。在那里，也有人在谈论这三篇未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小说，说因为里面有一些新东西，不止是从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角度来观察社会，而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打量世界。我还被告知，其中的《蘑菇圈》正在被一个汉学家翻译，并已列入某个出版计划之中。
    这样的反应都超过我的预想。
    是的，我希望这是在平静死寂的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这当然会荡起一些涟漪，而居然有一两道涟漪扩散到那么遥远的地方，那当然会带来一些惊喜。但我更希望的，还是有更多的中国读者，从中文读到它们。因为这是中国故事，也是中国问题。审美的呈现，只是初试的一步，是唤醒的尝试，大家共同面对共同反思，才是解决之道的真正关键。今天的中国文学，更多还是汲汲于人与人的关系，物欲横流时，人与人的关系也难免陷于暗黑之中，而总被毁败的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被忽略，即便到了要从自然状态中得到一点干净的饮水与空气都成为巨大困难时，我们对自然依然漠然，文学的神经依然无感，这也是一种可以深味的悲哀。
    阿来《三只虫草》，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作品与创作谈收入《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即将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