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感谢中国小说学会的师友们，让我有个机会琢磨琢磨写小说这件事，还能跟大家交流一下。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低头混迹文字，抬头混迹生活的人，想必是大有受益的。尤其又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成天没什么正形儿的人，被迫需要硬说两句正经话，可能更有自我教育的意义。
    不过说实在的，对于写作，诸如“怎么写小说”，“什么小说才是好小说”之类的话题，以及写小说这件工作里的种种门道，我一直觉得作家反而是最没发言权的。说到底也是没什么发言的必要。就像哪个饭馆的厨子如果从幕后冲向前台，站在门口冲着顾客们报菜名、背菜谱，介绍他用什么手势颠勺、在什么火候放盐，那么大家一定觉得这哥们儿脑子抽筋了。
    干我们这行的更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在介绍自己“怎么写”的时候，其实每每暗揣了个私心，就是教导别人对于自己的作品应该“怎么读”——言下之意，你们要是看了不喜欢，那也不赖我，是你们水平不高，读法不对。这可能是小说变成了一项书斋里的学问之后的流弊。再打个更刻薄的比方，我们这帮人就有点儿像一群成天担心自己阳痿的家伙在卖弄房中术的知识了：
    “是不是这儿？有感觉了哼哼一声。”
    不过写作这事儿，毕竟有一些写作的人才体察得到的甘苦，脑子一天到晚转得也挺累，没准儿还能转出一点儿对这行当本身的感触来。有甘苦有感触又有了交流的机会，如果还不跟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老师、朋友分享，那其实也不真诚。好在干我们这行的还有一个狡猾的套路，就是当“道理”说不明白，或者似乎得了点儿“道理”却又感到自己不配说的时候，往往都会缩回到“讲故事”的本能里去。我权且也走个套路，讲个小故事。
    说故事其实也不是故事，而是最近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件真事儿。话说我老婆是搞古籍保护的，她的工作笼统地说，就是研究宋朝以后民国以前的书都说了点儿什么，再帮助国家把那些老祖宗的文化精华长期保存下去。都是跟书打交道，搞古书的当然看不起写新书的，所以她大概也一向认为我的工作等于制造废纸。而最近我老婆得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是飞越太平洋，去帮助美国的一个图书馆整理他们那边保管的中国宝贝。
    这事儿也许美国人干不太了，所以必须得从北京空运一个懂古汉语和版本的人过去，而要整理的东西虽然产权上不属于中国，但说到底也是咱们的文化先辈顶着被老婆歧视的压力，吭吭唧唧制造出来的，所以我国有关部门发扬了文化国际主义精神，欣然应允，大力支持。
    事儿当然是好事儿，也让我老婆进一步建立了她对人类文明的责任感。但按照民族主义甚而民粹主义的思想套路来分析：中国的宝贝凭什么藏在美国图书馆，怎么流落过去的？偷的还是抢的？中间是不是又能挖出俩历史上的国贼汉奸，而偏偏这些东西还要中国人过去帮忙整理，类似于谁把咱们家车偷了，咱们却巴巴儿地给人家上门更换机油——最后一律归结为愤慨、悲情以及唏嘘，没准还会像郁达夫的《沉沦》的结尾一样生发出一句：“祖国啊，你为什么不强起来。”
    这些想事情的套路，大概流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今天在网上也天天可以看到。听到这样的论调，我大概也说不出他们有错。如果我老婆再敢歧视我，我还可以图方便地祭起这种论调，借以反抗我老婆。
    而话说我老婆因为北京堵车差点儿误了飞机，终于到达美国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她过去的路费固然应该由美国人买单，于是就把机票递交到美国的有关部门。美国那地方也没有微信转帐，没有支付宝，过了几天，寄回来一张支票，一看傻了眼：奇哉怪也，机票的价钱本来是三千多人民币，结果却写给她三千多美元。再比对数额，也没错儿，不过是￥变成了$。
    吃进去的是人民币，吐出来的成了美元，究其原因，也许是负责报销的会计是个老花眼，或者也像我们中国青年一样成天捧着手机玩儿王者荣耀，于是疏忽了。对于美国人的这个失误，我自然喜不自胜，简直将其视为中美贸易逆差在我们家里的具体表现，并且又对她晓以大义：
    “美国在剥削全世界，我们第三世界人民占他们丫点儿便宜又怎么啦。”
    然而我老婆却不这么认为，甚而还有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坚决要把美国人民的慷慨疏忽退还回去。我很恶意地揣测，大概是她在歧视我的时候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抬得太高，架上去就下不来了。又然而美国人民的钱岂是你想退就能退的？于是后面的一系列麻烦就来了：我老婆给会计写信，说明原委，会计不搭理她；我老婆又找校方联系，问这事该找谁解决，校方也不搭理她；我老婆只好又找图书馆长，想看他有没有可能找到学校里的熟人说说好话，把这事儿办了，但身为一名美国干部，又怎能徇私？照样不搭理她。
    在那段时间里，我老婆简直有为了这点钱变成一秋菊的趋势，只不过秋菊是为了让人赔钱，她是为了退人家钱。当然，美国方面最后还是解决了她的问题，解决的态度自然是公事公办装聋作哑的，好像咱们的国家有一段时间里对待那些真正的上访户时一样。
    那么讲这点事，我是想说什么呢？就像我在刚才讲述的过程里插科打诨的一样，对于这么一件挺有戏剧性的趣事，是有很多所谓的“立场”和“思想”可以生发的：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左派的，右派的……这些立场和思想也的确都在我的脑袋里盘旋过，弄得我也不知道她该不该退那两千块美元，好像退也对，不退也对。然而再想一想，最让我受到震动的居然是这么一个庸俗的感受：为了成全我老婆的道德情操，我只好跟她一起视两千美元为粪土，而粪土完了也没想象中那么心疼。
    当然啦，不是你的就该粪土，这是起码的道德，我只是忍不住没出息地联想，假如我老婆果然在我的怂恿下把那点儿钱给眯了，这点儿钱对于我们又有着什么意义呢？两台苹果手机？一个小家庭在大城市里并不十分富裕地过一个月的生活费？或者干脆是一台专为北京市场特别定制的空气净化器？而放在放在十年前，两千美元对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意义，也许就有点儿不同了，放在二十年前，这个意义自然更大，假如放在三十年前也就是八十年代，我的天哪，你还敢想两千这数，还他妈美元？
    又当然啦，哥们儿再怎么不堪也是一作家，不是在外国机场随地吐痰的乡镇土豪，不是高呼“这边点风景独好”的春晚小品演员，更不是动辄发帖子“中国又把美国吓坏了”的铁血网忠实用户，我知道这两千美元的价值变化，除了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貌似比原来富了点儿之外，还意味着别的一些什么：通货膨胀、生活压力大、大城市病、拜物教、单调而浮华的社会风气……把两千美元不那么当回事儿的生活，未见得比算计两毛钱白米粥的生活快乐，这我也承认。
    然而快乐也罢，不快乐也罢，中国正在每时每刻地变得不像过去的中国，世界却压根儿不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恐怕是每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在这儿还是引用一下我们单位老同志的一句话：很多外国人，是几辈人过着一辈人的日子，而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人，却是一辈子人过着几辈子的日子。
    另外还听过一位评论家前辈聊天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大幸与大不幸，都在于能在有生之年目睹沧海桑田。沧海桑田不一定存在于地理上，也不一定存在于政治历史的剧烈变动上，还有可能存在于一个俗人想占便宜而没占着的两千美元上。
    我想，一个作家应该是能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里看到沧海桑田的人，而从事写作这项工作，最应该感谢的也是发生在身边眼前的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