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研究对口译研究的借鉴作用远远超出以上几个方面，本文只是指出影响最大以及对口译研究有较大推动作用的几个视角来帮助研究者开阔思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内个别研究虽然采用了上述视角，但倾向于套用术语和理论框架，或是将口译语言视作转录的笔译话语进行研究。借用翻译研究的多重视角来研究口译，需要结合口译活动的特点，结合中国口译的实际情况，回答口译研究感兴趣且只能由口译研究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口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翻版或是注脚。 将翻译研究的视角用于口译研究，突破中国口译研究目前面临的“平台期”，有四个困难：（一）口译和笔译研究之间的学科差异。口译活动具有大量的副语言特征，涉及复杂的在线认知处理，有极强的瞬时性，用翻译研究视角考察口译实践必须考虑口译研究的这些特殊性。（二）口译言语信息和副语言信息数据收集的困难。在中国，除了官方的外交口译之外，其他类型口译的言语信息和副语言信息数据都比较匮乏，为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视角增加了难度。（三）中国的社区口译不发达。西方口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是伴随着西方公共服务口译的兴起而产生的。社区口译多出现在移民国家和高度多元化的欧美国家，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很多研究视角与中国的口译实际有较大出入。（四）目前从事口译研究的科研人员大多具备丰富的口译实践和教学背景，但往往对翻译研究理论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翻译理论视角与口译实践的结合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困难。 上文对近十年西方口译研究的跨学科视角进行了梳理，这事实上已经对第一个困难作出了解答。口笔译之间的差异虽然会带来两个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的困难，但同时也创造了二者合作的契机，差异能够带来学科之间的碰撞，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研究热点。这要求研究者对翻译研究的视角有足够的了解，对中国的口译现状有深刻的把握，准确地找到二者的契合点，本文正是为研究者提供这方面的思路和灵感。此外，将口笔译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考察，即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三种跨学科思维路径，近年来已经逐渐形成西方翻译学的独特一支，笔者拟另撰文详述。对于第二个问题，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目前解决思路之一便是采用社会学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Garfinkel 2002：117）。常人方法论通过采访译员和其他口译活动参与者，记录他们对自己口译工作的看法，考察译员对口译活动的主观评价，也可以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结合使用，凸显译员主观看法与客观行为之间的差异，相关研究可参见Diriker（2009：71-92；2011）等人的论文。“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工具中，“谈话分析法”（conversation analysis）可用来转写口译活动的数据，如语调标记、重叠交谈、停顿等，对口译研究有较强的适用性（Mason 2006：359-373）。第三个问题涉及中西口译实践的差异，需要研究者转换思路，发现中国口译研究的闪光点。中国虽然无欧美模式的社区口译，但有大量社区方言口译、少数民族口译等方面的口译实践，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无疑是对西方口译研究的有益补充。此外，中国的社区口译实践往往会与西方的口译理论视角发生错位，从而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例如，西方医疗口译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使用的社区口译服务以及其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而中国的医疗口译更多出现在各大城市的涉外医院，涉及的医生和/兼译员是社会中上阶层人士，病人大多是来华的“外宾”，这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与西方医疗口译截然不同。这些正是中国口译研究者的珍贵素材，有助于验证、修正或是深化西方的社区口译研究成果。而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即口译研究者对翻译理论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是现代科学研究学科划分愈来愈细的必然结果，也是所有跨学科研究无法回避的难题。在两个学科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加强两个领域研究者的合作有助于构建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之间的桥梁，而本文便是来自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尝试。 ①此处及下文中的“口译语言特征”既包括翻译特有的“显化”“隐化”等语言特征，也包括口语特有的停顿、切分、语速、填充等副语言特征。 ②当然，口译的跨学科研究远不止图1中总结的四个视角，如描写研究、语料库研究等多个视角都清晰可见两个学科之间的互动和借鉴，篇幅所限，本文只论及其中四个。此外，图中的箭头方向，仅表示口译研究对这些研究视角的借鉴，而不排除口译研究对之的反哺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