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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译研究的历史视角 口译史与翻译史一样，是人类跨文化交流史，同时也是文化史、外交史的一部分。目前中国翻译史研究非常红火，近年来的出版数量呈井喷局面，口译史研究方面国内也出版了一部通史（黎难秋2002）和一些专题论文（如：刘黎2014）。西方口译史研究相对而言主题更为多元化，研究也更细化。口译史研究的主题大致可分以下四类： 断代史。考察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口译活动，如勾勒1919年巴黎和会一直到1945年纽伦堡审判期间，会议口译从诞生到正式登上国际舞台的整个过程（Baigorri-Jalón 2014）。 事件史。考察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口译活动。可以关注较为久远的历史事件，如梳理公元一世纪中国西南边陲（现云南与四川）后汉官府与少数民族之间口译史（Lung 2009：119-136），也可以着眼近年来发生的口译事件，如考察2004年马德里列车爆炸案如何成为西班牙法庭口译发展史的转折点，使得译员在为期四个月的审判过程中完成了从“隐身机器”到“显身专家”的角色转变（Herráez，Miguel & Martin 2013：101-114）。 译员史。研究某一历史人物在口译史上的作用。例如聚焦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或是臭名昭著）的女译员Dona Marina，考察这位墨西哥土著女译员在西班牙美洲征服史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Valdeón 2013：157-179）。 专题史。对与口译有关的任何专题进行研究，如特定口译类型的发展史、口译研究的历史、口译技术史、口译地域史等进行研究。近年来公共服务口译在美国发展迅速，这一行业的诞生、发展、职业化进程以及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等都成为了口译专题史的研究内容。 口译史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尊重历史事实，通过扎实的第一手资料来重构口译活动发生的历史语境，避免利用支离破碎的二手资料进行推测；二是具有问题意识，不是简单罗列历史事实，而是让史实来解答对口译学科甚至整个翻译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如上文提及的对西南边陲后汉时期口译史的梳理，可以为我们揭示两千年前的口译活动参与者对“译”这一概念的理解。口译史研究的优势在于学术空白多，历史上的口译与笔译经常交织在一起，口译研究大可以借用翻译史研究的视角，考察相同历史时期、相同历史事件、相同历史人物的口译活动。然而，口译史研究也面临一定困难，口译产品的瞬时性带来了研究资料匮乏的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研究者选择关注较近的历史，通过采访当事人和口译员获得史实信息，如二战期间的口译；二是突破翻译史研究的资料范畴，从其他领域史学研究中寻找资料，如外交史和人物传记中经常会记载一些口译活动和译员的史实。中国口译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很多，较为久远的，有郑和七下西洋，这期间谁来充当口译员？译员是何种身份？他们在这几次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较近的历史，可以关注抗日战争期间为侵华日军当口译的是哪些人，他们身份地位和角色如何，对抗日战争的影响如何。目前经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尚有不少存世，有可能搜集到珍贵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对中国战争史、外交史研究都是有益的补充。事实上，清末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八国联军侵华、鸦片战争等，口译员在其中无不充当重要角色。有些重大事件的口译并非由专职译员，而是由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主导者来完成的，如宋美龄对蒋介石的译员不满，经常亲自承担外交口译工作（佟静2006：255-259），其政治身份对译员职责的影响颇值得研究者关注。此外，也可以考察口译人物，如毛泽东的口译员唐闻生，蒋介石为数众多的英文秘书等，这方面研究二手资料比较多，获取一手资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除了真实历史之外，还可以研究“虚构历史”，如考察中国大量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口译员以何种形象出现？这些作品又是如何呈现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口译活动的？这些虚构的译员由什么人来充当，发挥何种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映射当下人们心目中的“译员角色”、“口译历史”和“口译规范”。如果能找到真实史料的研究结论加以对比分析，则更能展现真实历史与虚构历史之间的差异，深入我们对口译现象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