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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二: 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文学风气和文学形式大力变革有关 唐代诗歌和散文都是经历不断的革新才达到高峰的。以诗歌来说,汉魏六朝诗以其开创性成就为唐诗奠定基础,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但是由于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 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在继承贞观功臣理论主张的同时,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他们本人的创作以广阔的视野和远大的抱负引导了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 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他的《感遇》38首从内容到形式都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到初盛唐之交,两位先后在开元年间任宰相的政治家兼诗人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作《感遇》12首,用比兴寄托的方式表现了坚持直道和清节的高尚情操,并提出乘时而起、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这些思想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所以李白才会将歌颂“休明”时代的“大雅颂声”和“建安气骨”并提,以建安气骨为核心的“盛唐气象”也正是这样形成的。所谓盛唐气象,就是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这正是盛唐诗特有的魅力所在。到天宝年间,由于朝廷政治变质,李白又写下《感遇》《拟古》《古风》《寓言》等一系列运用比兴抨击现实的诗歌,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揭示出盛明气象下隐伏的政治危机,大大深化开元诗“风骨”的内涵,将盛唐诗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杜甫、元结等批判现实的诗歌也同时汇入这一高潮。可以说李白和杜甫都在革新的潮流中达到他们成就的最高点。 以散文形式的变革而言,中国古代散文的第一个高峰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但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没有分家。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兴起以双句为主的骈体文,讲究声律、对偶、辞采华美和使用典故,由于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对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更加深入,骈文便逐渐取代散文。南朝文人又提出要把应用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散文只能在少数历史地理著作中保留一点自己的地盘。唐代骈文更加盛行,又大多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变得越来越空洞浮夸。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极盛转为极衰。不少文人认为国家动乱的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的衰落,儒学衰微又和浮靡文风的流行有关。所以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文人纷纷起来反对“俪偶章句”,提倡恢复上古时代的淳朴文风。但他们推崇的古文,主要以古奥的典诰之文作为最高标准,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文体既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也无法在文学性和艺术表现上与骈文争夺优势,这就使其散文成就受到局限。 韩愈和柳宗元意识到要以古文表达儒学之道,首先必须对古文自身进行革新,并自觉担当起创造新体散文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学习先秦两汉散文基础上,广泛吸取前代各种文学形式的艺术经验,根据当代口语提炼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以奇句单行为主,有条理、有规律,适宜于说理、叙事、抒情的新散文。在他们的指点和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古文作家,这种新散文便成为中唐以来最流行、最合用的文体。后来北宋欧阳修等散文大家继承韩柳的革新精神,进一步将散文导向平易自然的方向,才出现我国散文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由此可见,唐代诗歌和散文高峰的出现与文人们革新文风和文体的自觉努力密切相关。当不良的风气和形式影响到文学健康发展时,总有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力挽颓风。经过几代人前后相继,最后才会出现既有清醒的理论认识,又有创新能力和过人才华的大家,总结前人得失,推动文学变革,使之登上新的高峰。摆正文与质的关系,要求形式为健康充实的内容服务,反对绮靡浮夸,提倡宏博刚健、朴素自然的文风,则是这一系列革新始终坚持不变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