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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交际、认知、思维以及社会功能决定了语言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同时决定了语言与人类社会活动的紧密关系,因此也决定了语言生活的重要意义。语言生活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某一部分,而且贯穿于生活的全部;语言生活不仅仅反映语言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人类生活的全部。所以语言生活状况以及动态特征,一方面可以提供关于语言本身的状况和动态,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关于人类社会的状况与动态。 3 对语言生活的关注 对语言生活的关注,国内与国外不尽相同。国内关于语言生活状况的研究和关注相对比较弱,长期以来对语言生活状况的观察、语言信息的汇集和统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了六次人口普查,没有一次把语言生活状况列入调查范围,相对频率较快的全国经济普查(四年一次),迄今也未将语言信息列入调查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全国范围的语言普查仅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进行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一次是2000年展开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这两次较大规模的语言普查为摸清我国语言国底、制定相关语言国策做出了贡献,但是类似语言普查的活动没有系统化和常规化,以致信息数据滞后于实际情况的问题时有发生,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和决策的科学性。我国对国内语言生活信息的把握尚且如此,对国外语言生活状况的掌握更加薄弱。 构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对诸如语言战略、语言规划与政策等语言宏观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工具”概念上,未能上升至“资源、软实力”等比较宏观的层面。学者潜心研究语言本体,除此之外很少关心;决策者缺乏数据和理念支撑,所以作为调整语言战略,修订语言政策基本依据的语言生活状况得不到重视。所幸本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五六年,这一现状正在改变,我国出现了一批语言规划以及语言战略的研究成果,如周玉忠、王辉(2004),张西平、柳若梅(2008)等人对国外研究的理论与流派的介绍和评析;蔡永良(2003,2007),吴英成(2010),戴曼纯、刘润清(2011),王克非(2012),沈骑(2012),赵蓉晖(2012)等人对欧美以及一些非英语国家的语言规划与政策较为深入的研究;戴庆厦(2004),陈章太(2005),李宇明(2010a,2010b),周庆生(2006,2007),姚亚平(2006),薄守生、赖慧玲(2009)等人对本国的语言规划富有见地的探讨;特别是李宇明、周庆生等领衔主持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绿皮书)项目,自2005年起编辑出版,每年一集,不仅为国家相关部门以及专家学者提供了我国比较全面系统及时的语言生活状况信息,填补了国内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的空白,也为本项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无论是对语言生活状况的关注还是对语言的宏观研究,国外较我见长。在掌握语言生活状况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做得尤其出色。美、加两国是移民国家,语言资源丰富。为及时掌握这方面信息,政府统计机构人口普查时提供了包含语言信息的“长表”,要求民众回答关于语言生活状况的问题。为使语言信息更加精确及时,2010年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处理策略。加拿大把原来“长表”中的语言调查项放到“短表”中作为全体调查对象的必填项。美国则把这部分内容放到另一个比全国人口普查更频繁的项目“美国社区调查”中进行。除美、加之外,欧盟各国,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对此也十分关注。 欧美等发达国家对语言生活状况的关注得益于语言规划与政策的深入研究和语言战略思想的深化。这方面研究历史悠久,现已形成了影响很大的学科,著述十分丰富,体例也比较齐全,比如学科的定义、分类、内涵和外延(Haugen,1972;Cooper,1989)、学科研究的思想原则(Kaplan & Baldauf,2003;Spolsky,2004,2012;Canagarajah,2005),经济价值(Das Gupter & Ferguson,1977;Fieman,1991;Webb,2002;Djité,2011),社会功能(Tollefson,1990;Schiffman,1993;Mühlh?usler,1996;Skutnabb-Kangas,2000;Bang & D??r,2007;Liddicoat,2008;Blommaert,2010)等等。这些研究加深了对语言功能与价值的认识,提高了“语言资源”意识,从而促进了对语言生活状况的关注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