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市政协全会上，钱程等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按需培养并适度储备上海方言媒体人才的建议》提案，宋怀强委员则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本市市民普通话能力的建议案》提案。 钱程认为，上海闲话（即上海方言）已经变成肯定濒危型语言。为此他还举出了一些事例以证明此观点不谬。宋怀强则认为，当下本市普通话的普及还只是低水平普及，市民普通话能力水平平均不高，尤其是高水平普通话人才匮乏。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两位市政协委员分别提交的观点颇为对立的提案，引起了沪上有关人士和媒体的关注。 在笔者看来，围绕推广普通话与传承上海话所展开的争论，是需要厘清一些认识的。在对现实的语言生活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大体符合事实的结论，这关乎到推广普通话和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这一国策的推行能继续理直气壮地得以推行和见到新成效，也关乎到如何在推广和使用普通话与传承上海方言之间，如何实现最大程度的和谐、共融和共存。 钱程认为，上海话已经变成所谓“濒危型语言”。也有人认为，上海地区的孩子说上海话说得不怎么“标准”，是因为学校不允许上海话“进校园”所致。对此笔者很难苟同。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一个双语或多语的环境里，如果正确地对待不同的语言，恰当地处理好语言的关系，社会就会发展，经济就会腾飞，人们也自然能和睦地生活在一个和谐幸福的环境里。 比如，在我国香港，本是一个双语社会，犹豫正确地处理了汉语和英语的关系，使这两种语言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发挥着它们各自的功能。自1997年7月香港祖国以来，由于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各方面交流往来日益频繁等多种现实所需，在香港，除了说粤语，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也逐渐成为很多香港同胞语言学习与使用的选项之一。在香港，多语共存和相得益彰已然成为现实。我国的澳门也是一个多语社会，同样由于正确处理了汉语、英语和葡语的关系，其社会和香港一样繁荣富裕。在我国的台湾，无论男女老幼，说国语的人远远多于说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的人。笔者曾去台湾旅游，在台一路行程，耳闻和我们内地同胞所说的普通话基本相同的国语，血浓于水的亲切感和两岸是一家人的认同感油然而生。而且，台湾同胞普遍说国语，也没有对台湾社会的风情民俗等等，造成了哪些侵蚀和削弱。去过台湾的人，都能在台湾感受到浓浓的台湾风情。在我国港澳台地区语言交融和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各种语言或主要交流语言和方言之间，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不相容状态。多种语言之间，完全可以实现彼此和谐的共存共融。 回到推广普通话和传承上海话这一老话题来说，近十年来，随着和谐社会建程的推进，语言的和谐程度也随之越来越高，说好普通话，传承上海话，在上海也已经基本形成大家的共识并逐步体现在上海人语言运用的的现实环境中。在上海的学校里也好，或在社会上也好，语言与语言之间基本上实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进行语言接触和语言交流的，不存在什么“语言歧视”。上海本地人也好，外地来沪人员也好，在语言的选择上，也大体是一切从交际的实际出发，即“在什么语境下说什么话”。至于说得标准不标准，说得流利不流利，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只要交际的目的达到了，就不必过于纠结了。 多少年来，普通话、上海话或其他各种方言，在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获取了“营养”，丰富了自己原来的语言词汇“库存”，也不同程度地“优化”了语言的结构。和普通话不同，包括上海话在内的很多方言，难以用文字记录下来，也无法采用汉语拼音来标注读音；所以，只能基本上靠一代代说上海话等方言的人“口口相传”。这样的代代“口口相传”，岂能保证“拷贝不走样”？又有什么必要非要其永葆“纯正”？上海话的演变，是任何人都无法也根本没有必要来“抵抗”的。迄今为止，说上海话的人口，至少有2000多万人吧，倘若把在祖国各地工作、生活或旅居国外的“老上海人”也加上去，那么，有那么多的人在说上海话的人，不是只剩下两三万，也不是还剩下几百万人，而且，随着“新上海人”和居住在上海的外来人员的不断增多，说上海话或正在学说上海话的人，三四千多万也不止啊。上海话怎么可能成为“濒危型语言”呢？上海话的“明天会更好”啊！ 就采用钱程委员所举的例子：有的上海小朋友说上海话时把“我”读成“画”，把“绿颜色”读成“驴色”。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对此忧心忡忡，为此发出上海话已成为“濒危型语言”的惊人之语。笔者土生土长在上海，小时候说上海话也是难免要说得不利索的。笔者的女儿等如今已经长大的一代上海青少年，小时候学说上海话，也是很让我们当爹当妈的听了后会“忍俊不禁”的。这没什么要紧，一笑了之就可以，或者纠正一下就行了。 如今，已经长大的上海80后、90后，说的上海话还是大多数可以的，不会让人觉得“南腔北调”的。至于如今的上海年轻人在说上海话时，总喜欢夹进几句普通话或者“English”什么的，也不必对此邹眉头。语言是需要彼此吸收“营养”的。为了表达的需要或者为了表达的某种效果，说上海话时，穿插进一两个普通话或“English”的词，“这个可以有”。这也应该视作完全正常的语言现象。如今我们的上海话里，又何尝不曾从“English”等外语那里拿来为数不少的词来丰富并让它们加入“上海闲话”的。什么“老克勒”等等，不都是上海话里的舶来品吗？ 此外，笔者和很多上海的年轻人一样，也说上海话时凡觉得难以准确表述某个词时，也喜欢立即“转换”成普通话来表述。比如，“联欢晚会”这个词，上海话读起来总是很别扭的。干脆就说普通话好了。还有，诵读唐诗宋词或毛泽东诗词或郭沫若、郭小川等诗人的诗歌时，用上海话还是用普通话，效果那个更好、更能打动人，更有艺术感染力？这还用说吗？ 总之，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如语言大师赵元任所言：“人们使用语言交际时，他的责任就是要进行有效的交际，它使用的语言应该始终切合相应的场合”。 怎样说好普通话，传承上海话，可以继续讨论，更应该多做些有益于实现语言和谐、相容共存、相得益彰的实际事情。对上海话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抱着乐观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