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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和表述来看。五四时期，白话文的设计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要吸收文言中的成分，作为新白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傅斯年说：“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齐未有”[46]。周作人说：“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⑤此时的书面语写作，虽然一定程度上如有人所说“五四是白话文的创新时期，无章可循，不讲规范，各人按各人的语文功底，或夹杂近代白话和文言，或夹杂欧化句子，或使用方言俗语，随意性很大。”475但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文言的因素，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才会有以下一些表述：“如果按照发生学的原则对现代白话进行溯源，其主要成分是文言、传统白话、翻译的外来语、方言等。”[48]“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有三个来源。首要来源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口头语，其次是百余年来的翻译文本，再次是两千多年来的古汉语文本。三大来源构成了一个有弹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它是一个动态结构。”[49]68有人归纳了“五四白话”的4个基本特征：以口语为基本、融进欧化成分、留用古语成分、选收方言词语。[50]353-370 再就语言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不少古白话中没有或不常用的形式和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却出现，甚至比较常见。吕叔湘说：“新的书面语又会从旧的书面语吸收有用的成分：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51]这无疑是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在词汇上的相异之处。这样的相异之处在语法方面也有表现，比如有人讨论过古汉语名词做状语现象的衰微，指出这一现象从东汉开始衰微，到南北朝开始，在口语中已经失去能产性，表明已经接近于衰微的尽头。[52]此后在整个近代汉语中都不多见，而到了现代汉语，特别是当代汉语中却比较多见。[53]295-308孙德金也曾以此为例来说明文言未“死”：“词法中，至今仍是一种能产的构词方式；句法中，在书面语（甚至口语）中，具有情状意义的名词有可能做状语，并非只是存在于构词层面。”[25]330 本节内容可以小结如下：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有各个层面的、相当丰富的文言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成为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保持着充分的活力。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文言史并未结束，仍在延续。就两条文言史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同质文言主要是直接“引入”，而异质文言更多的则是“化入”，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当然也很有意思，我们将另文讨论，以下我们仅就后者作一些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