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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跨句构式组合关系的紧缩过程 从“要多A有多A”的演变可以看出,跨句构式的形成是一个紧缩(condensation)的过程,“要多A有多A”从双核源结构的并列成分到简单句的紧缩以一个动词的衰落为标志｡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演变链:并列复句>主次关系从句>构式｡Longacre(1985)认为,从广义上说,一个从句一般包含一个谓语,④即一个句核(nucleus)｡一个从句有一个句核,则一个复合句有多个句核｡复合句的形成涉及两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句核发生相关性而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句核的过程｡并列关系的句子有各自独立的句核,主次关系的从句成为一个整体,仅有一个句核｡跨句构式从两个或多个并列关系的句子发展成为一个构式,就是由两个或多个句核融合成为单个句核的过程｡彭睿(2007)结合汉语语法化的事实认为双核源结构到简单句的紧缩以一个动词的衰落为标志｡例如: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是一个双核源结构,其中“及”和句首的“老”一样是核心动词｡重新分析之后,该句被看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句中只有一个动词“老”,这就是双核结构的单核化｡ 下面是“要多A有多A”的单核化过程及其语法化的连续环境｡ 阶段一:初始阶段,“要X有X”是并列的两个独立的句子,有两个核心谓语动词,是一个双核源结构｡该阶段的构式并没有图示化｡ 阶段二:桥梁阶段,⑤“要X有X”仍然是双核结构,是两个独立的句子,但是这两个句子是具有主次关系的从句,可以表示为[  要X][ 有Y]或[要X][有X]｡两个句子之间具有的事理时间上的承接性是这种主次关系形成的前提｡Givón(1990)提出了一个认知上的“形式-功能”对等的平行关系,即两个事件在语义-语用上结合得越紧密,那么对它们进行编码的句子在语法上也就结合得越紧密｡[21]826原本只是两个并列对等关系的句子,当两者发展出了事理关系时,就为后面进一步的单核化做了铺垫｡最初的“要X”和“有X”之间的事理性关联虽然并未使用任何连接性标记,但说话人很容易根据背景知识给按连贯顺序表达的两个句子推导出时间顺序甚至是因果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语篇层面上的语用推理意义不是强制性的,从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连词连接来表明,也可以不用任何标记｡请看下面两组并列句:a.早上八点发生了地震｡四辆小汽车发生了连环相撞｡⑥ b.四辆小汽车发生了连环相撞｡早上八点发生了地震｡ a､b两句都没有使用任何连词来表明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我们很容易把a句中的两个并列从句认为是有时间顺序甚至因果关系的两个句子,即:“因为早上八点发生了地震,所以四辆小汽车发生了连环相撞｡”如果两个并列从句的排列顺序是不合逻辑的,那么我们就很难推知两句之间的事理性关联,比如b句｡显然,“要X”和“有X”两个从句的排列顺序是具有连贯性的,“要X”表达的非现实的意愿义和“有X”表达的现实义是符合整个构式要表达一种“现实拥有满足主观意愿”义的,因而我们能够从中推导出一定的事理性关联｡ 阶段三:转化阶段,这是“要X有X”构式图示化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该阶段中,“要X”和“有X”的宾语同指,施事省略,该结构成为一个单核的整体“S要X有X”,但该阶段中很多句法条件尚不具有强制性｡ 阶段四:形成阶段,X可以由形容词来充当,主语位置也可以出现无生命的主体,“要”由此丧失了意愿义,句法限制也越来越固定化,只能用“多+形容词”,“S要多A有多A”的构式形成｡ 单个语法项不会独立地进入语法化链条之中,一般都是依托一定的语境而发生语法化的｡Himmelmann(2004)认为词项的语法化范域其实包括了其所在的整个构式,并提出了基于语境的语法化(the context-based view on grammaticalization)｡[26]可见,构式的语法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是语法项自身的变化;第二是整个构式的变化,即语境的变化｡作为双核源结构并列关系的两个独立的句子,“要X”和“有X”的语法化项主要包括核心动词“要”和“有”及“要”和“有”的宾语和主语｡从上可以看出,核心动词“要”的语义演变是整个构式演变的关键,动词和构式之间在演变过程中产生了互动,整个构式的演变使得“要”丧失了意愿义,而“要”在丧失意愿义的过程中也使得整个构式产生了主观性评价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