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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成果,为变异学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该研究领域的提出,使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类同性拓展到现在求异质性、变异性。需要强调的是,异质比较的基点在于不同文学之间的同源性与类同性前提,而非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的一通乱比。例如,禅宗与佛教有很大的差异,但不管发生了多少变异,它们依然有共同的源头——印度佛教。亦即,不管比较的两者间有多大差别,它们的同源关系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在影响关系研究中,变异学追求的是同源中的变异性。在平行研究中,仍然要探究同中之异。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之前要首先找到类同性,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变异性,并阐释类同性背后产生差异的原因。例如,西方文论中的“崇高”与中国传统文论的“风骨”差异甚大,但类同性关联亦有之。若无内在的类同,异质比较则难以成立。所以,平行研究中的变异学探究的是类同性中的变异性。 下面谈谈变异学的理论构成。第一部分是跨国变异研究。基于一国文学不仅处在本国的纵向历史发展中,也处在跨国文学的相互影响中,因而,跨国文学研究成为必然。而跨国文学研究必然会涉及一国文学流传到他国所产生的变异。譬如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流传到日本、美国、泰国等不同国家后,各有各的形象变异。在它们的影视剧中,《西游记》主人公的形象往往有颠覆性变化。究其原因,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审美取向、译者个人因素等都在此之列。形象学、接受学的很多内容都属于跨国变异研究的范畴。 第二部分是跨语际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关注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主要指文学现象通过翻译,跨越语言的藩篱,最终被接受者接纳的过程。首先要承认,语言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和变异的必然性,原作和译作之间不可能存在绝对的等同关系。中国早在南北朝时期,释道安就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可见,语言转换中存在的不可译性是翻译当中的重要问题。但语言的不可译性并不代表不同的语言无法交流。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某种变异,可以为原作带来新的含义和新的思想视野。 第三部分是跨文化变异研究。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时,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跨文化变异研究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由于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文化过滤是研究跨异质文化下的文学文本事实上的把握与接受方式,它事实上也是促成文学文本发生变异的根基所在。文化过滤具有三方面的含义,即接受者的文化构成性,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与选择性,以及接受者对影响的反作用。例如,当《庄子》一书进入西方后,由于文化差异性引起的文化过滤,导致翻译后的文意产生了不小的变异。汉语中的“天”字就难以译为西文,在英文中常以“heaven”或“God”代替。而《养生主·庖丁解牛》中的“踌躇满志”一词竟被阿瑟·韦利译为“hovering for a long time”(犹豫不决),“动刀甚微”被译为“some small, niggling strokes”(手法琐碎)。如此,庖丁技艺精湛的形象变异为一个平庸愚笨的形象。这就是文化过滤导致的文学变异。此外,文学误读也是造成文学现象跨文化变异的一大因素。文学误读的成因有接受者的主体性因素和时空错位导致的理解偏差,最终的误读有可能带来文学创新。如庞德将《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译为“To study with the white wings of time passing/ is not that our delight”(学习,伴着时光流逝飞去的白翅,岂不令人欣喜?)此处,庞德将“习”(習)拆为“白”和“羽”,误读与创新的痕迹令人惊叹。这种误读与变异中的文学创新是颇值得研究的。 最后是文学的他国化研究。文学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变异,该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他国化往往有两种情形,一是从接受国角度而言,本国文学被他国文学所“化”,二是从传播者角度来看,他国文学被本国文学所“化”。判断文学变异是否他国化,标准在于话语规则是否改变。中国文学与文化话语往往以“道”为意义生发点,并依经立意,西方则有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传统。这种中西话语规则的异质性导致了文学他国化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外国文论中国化其实是中国文论创新的一大途径。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及其文论的形成就为中国古代文论带来不小的创新。而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仍是中国文论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种普适性的学科理论。它使比较文学一定程度上超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超越所谓的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去除文化保守主义与沙文主义,实现该学科“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的研究目标。而变异学理论话语体系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及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话语”在当代的整体建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责无旁贷的意义。故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任重而道远! (马智捷、光明日报记者陈鹏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