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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自身品质与世界胸怀 既有民族特色与自身品质,又有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时所应坚持的原则。 如果我们自身的理论缺乏民族特色,只亦步亦趋,不彰显个性,只按西方标准打造,不敢挑战所谓的“国际权威”,那么我们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就难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遭遇的世界性危机也难以解决。因此,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彰显“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包括四层含义:一是要能解决当下实际的比较文学危机与问题,二是要努力学习并适当取法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三是要使“中国特色”本身具有世界胸怀与长远目光,成为世界认同的优质特色,四是要让“中国特色”精益求精,并成为“世界特色”。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切中当下、志存高远、长久立足、持续进步。 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时,要以超越西方现有的标准要求自己,使自身理论达到世界性高度,在不失个性的同时为世界所认可。美国学者斯皮瓦克认为,解决“比较文学之死”的途径是“建设一种无所不包的比较文学”。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应以翻译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泛文化与不比较的学术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两位学者提出的解决思路颇为一致,仍然是西方长期以来的套路: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仍然是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无边论,结局很可能是真正把比较文学推向消亡。她们未能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真正原因,显然没有注意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没有注意文明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泥潭。 故此,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才能真正看出学科危机的成因。其实,缺乏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世界胸怀和真正的世界文学,看不到异质比较研究和变异学研究,就无法真正展开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正是西方原有比较文学研究的不足之处。西方学者只以西方为比较文学的地域中心,以西方治学模式为理论导向的中心,以西方话语为自己的言说中心,以西方话语权为学科的权利中心,这就使他们难以真正走向跨越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的比较,难以走向真正的世界性文学比较,难以发现异质比较与文学变异这样的学术理论,所以只能用避开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将比较文学学科推向名存实亡之境。 基于此,我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明与变异学研究,并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探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变异学研究既能彰显自身特色,又具备世界眼光;既能推动理论原创,又能挽救学科危机;既能打破西方窠臼,又符合国际需求。变异学的研究正切中了当下的学术需求与话语需求。 “变异学”:比较文学新话语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把异质性、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这一理论不仅解决了比较文学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也解决了文学影响关系中的变异问题,有利于挖掘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文学关系的变异性,以实现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沟通、融合,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是基于异质性的可比性提出的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提出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弗朗索瓦·于连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其实,于连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围绕中西文明的异质性展开的,他的研究实践也是围绕差异比较展开的。故而,比较研究不应仅从求同的圈子内展开,而也应围绕异质性充分展开。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也具有比较的价值,甚至有更重要的比较价值。我们有理由肯定,异质性也具有可比性。这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本思路。 第二,在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文学变异仍然是存在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从“文学性”出发,来探索不同国家或不同文明体系中文学现象的共同特征。即使没有事实影响的诸种文学现象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阐释,也同样会产生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便是从差异、变异入手来重新界定、考察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领域。 第三,从文学的审美性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史的实证研究与文学审美的批评研究。一国文学在旅行过程中对另一国文学造成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审美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所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可以从实证性和非实证性两个维度对文学变异现象进行考察,并突出以非实证性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文学间的美学变异规律所在。 变异学并非个人的独家发现,而是有渊源的。早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外若干著名学者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就有所探讨。例如,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在其代表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提出:“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这种“创造性转变”,就是一种“变异”。爱德华·赛义德曾提出“理论旅行与越界”说。该学说强调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并突出了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间的关系。该学说与变异学存在一定的契合。近年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的研究核心聚焦在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他坦言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关注东西方文化的无关性,借助对西方的他者——中国的认识,最终回归对西方思想的理解。 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差异性与变异学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例如,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认识到东西文学各有一套自己的“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着差异。1985年,严绍璗在《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一文中提出了“变异体”的概念。1995年,王向远在其论文《新感觉派及其在中国的变异》中论述了日本新感觉派及其在中国的变异。1996年,乐黛云在《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的原则》一文中提出“和而不同”的原则,并主张建设多元文化共同体中的比较文学。她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过去比较文学主要存在于以希腊、希伯来文化为主要来源的欧美同质文化之间,那么,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文学无疑将以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为活动舞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