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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文献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基石 近年来，方音史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北方方言、晋方言、闽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徽州方言语音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以上各方音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地方方言文献资料的挖掘与研究，这些地方方言文献材料为方音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为研究汉语语音史演变规律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近代方言文献的系统整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研究影响最大的闽方言与粤方言为例，虽然在利用方言文献研究方言历史语音方面卓有成果，但闽粤方言文献的整理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除极少数闽方言文献被整理出版外，大量的方言文献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有的散落民间，有的被方言史研究专家或地方文化爱好者与文化部门收藏。其他方言区的方言文献更不待言。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方音史研究的开展，我们必须加强方言文献材料的抢救、保护与整理。目前，由乔全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10&ZD122）已收集了从晚唐五代以来至1949年以前的十大方言区的历史文献，共计近千种。 五、“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最佳方法 自从王国维自觉地在史学思想上纠正疑古思潮的偏颇，在史学方法论上提出把地下考古新发现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之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在纸上材料、地下材料外再加上人类学材料），并以许多突出的成果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新方法的历史进步和成熟，给古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为古史的复原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中，鲁国尧先生（2003，2007）积极倡导并实践“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新“二重证据法”，发表了《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通泰方言研究史脞述》《“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等一系列论文。鲁国尧先生《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既是这一方法论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江淮方言处广袤的官话方言与东南地区复杂方言群的过渡区，通泰方言又处宁扬方言与吴语的过渡区，为江淮官话中最为复杂的一支。而其中泰州话的一系列特点则表明它在宁扬方言与吴语之间摇摆，但它“很早以前特别是近百年来，表现出一个确定不移的向共同语即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这是通过向宁扬方言接近的具体途径表现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向普通话集中靠拢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文章从四条途径研究泰州方音自清以来的演变发展的历史：一是根据泰州地区的社会发展史、居民史以及共同语书面语言的影响；二是根据反映泰州方音的文献材料；三是对泰州方言的实地调查；四是与周边方言的比较研究。结论是：“从比较中可知，泰州、如皋、泰兴等地的方言，古全浊上与浊去原是混同于阴平（逢塞、塞擦音送气）的，后来逐渐地变成去声（即合并于清去），现在正是这过渡时期。较早层次，即混同于阴平的，我们称之为口语音，较晚层次，即合并于去声的，我们称之为书面语音，书面词语、成语或读古文多用书面语音。其所以如此，当是受民族共同语影响的结果，在有关方言中泰州方言向普通话集中靠拢的倾向最为明显。” 在汉语方言史研究的实践中，许多学者都自觉运用历史比较法与历史文献考证法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徐通锵先生（1985）《宁波方言的“鸭”[ε]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从残存现象看语言的发展》认为“鸭”代表一小类字，这一类字的异常音变可能代表一种高于语音结构层面的结构规则，这种规则在今宁波话已消失，只在口语中留存一些残迹。于是运用文献考证与历史比较相结合的方法，重建这一已经消失的结构规则，并进一步弄清有关现象的发展线索。具体过程是：1.从文白异读的性质否定[]和[ε]不是“鸭”的文白读；2.从宁波方言的语音结构系统分析“鸭”类字读[ε]的成因，从而推断造成这种音变的是一种高于语音层面的规则；3.从文献寻求证据。睦里逊（1876）《宁波方言字语汇解》的记录不仅证实了上述“鸭”类词有-n尾和“伯”类词有尾的推断，而且还可以在其他韵类后看到这两个鼻韵尾。这一重要的异常音变为语言史研究提供了宝贵信息，说明语音层面的变化隐含着非语音层面的（语素的、语法的）因素；4.分析这种残存因素的性质及其与音变的关系；5.通过几个浙江方言点的历史比较，结合上海、安徽休宁的一些词例，重建儿化这一结构规则在吴方言中从儿尾到儿化、进而消失的发展过程。 徐文通过本音和变音的分析论证宁波话曾经有过儿化，论证严密，结论可靠。宁波方言中儿化韵的残迹太少，睦里逊《汇解》提供了百年前的实证，但仍是少数残存现象。如不是与邻近方言比较，仅凭几个异常变音无由得知宁波话曾可能有过类似的儿化现象。这点，我们还能从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乔全生（2008）《晋方言语音史研究》更是体现“新的二重证据法”学术思想的重要成果。作者广泛利用当代方言资料：一是现有研究晋方言的丰富成果，二是本人直接调查研究所补充的材料，三是现有研究各大方言的资料；网罗与晋方言史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一是晋人不同时期的韵书，二是晋人不同时期的诗词用韵，三是不同历史时期散见于典籍中的有关晋方音记载，四是利用域外民族语言与汉语西北方音对音材料的整理成果。包括汉藏对音、梵汉对音材料，西夏汉两种文字注音材料，回鹘汉文对音材料等。分别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按一定的音韵特征追溯并建立晋方言语音演变史。其结论是：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汉语西北方言的直系支裔。现代晋方言主要包括今山西、陕北等地的方言。唐五代时的西北方言地盘较大，范围很广，西起敦煌、宁夏，东达陕北、山西。在后来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原来西北方言故地甘肃、宁夏等地方言均被由关中而来的中原官话以及兰银官话覆盖，这样，西北方言当年所盘踞的范围，其西半部丧失，而东半部仍保持。原来的西北方言，虽然地盘缩小、东移，但它的子嗣方言并未消失，这就是今天的“山西—陕北”方言，简称“晋方言”。可以说，现代晋方言的先祖就是唐五代时的汉语西北方言。它的远祖当是上古时期的秦晋方言，即以古晋国为中心的方言。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汉语西北方言直接发展演变的结果，千余年来，晋方言在继承的同时又经历着种种变化，然而，有几个主要特征却累千年而不变：1.鼻音声母带有同部位塞音或变为同部位塞音；2.全浊声母变全清声母或次清声母；3.宕摄阳声韵失落韵尾并入果摄；4.核心地区入声韵尾弱化为喉塞韵尾。今山西南部中原官话汾河片方言是秦晋方言的过渡区，在讨论晋方言历史源流时，不应排除在外。汾河片方言是宋汉语西北方言的延续。 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单纯利用历史比较法进行汉语方音史研究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曾在闲谈中对蒋希文教授说，历史比较法所能运用的时间跨度最多也就一百年。这实在是精辟之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