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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类陶器符号。 对上世纪70年代山东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口沿上象形性的刻划符号，多数学者认为就是早期文字。这种说法主要是以文字起源于图画而立论的，唐兰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中就明确提出中国文字起源于图画，并指出辛店时期陶瓮上的马、犬、鸟、车轮等图形就是早期的象形文字，并认为夏初已有历史记载，是文字产生后才产生的[17]77-81。后来在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等遗址发现了陶尊上刻划陶文，唐兰认为这些陶文是早期文字，将5件陶尊上的刻划符号分别释为“炅”、“斤”、“戌”等字，认为陵阳河陶文与同为大汶口文化区域的宁阳堡头朱绘陶符中三个“炅”字，出于两地而笔画结构相同，表明这种文字已经规格化；唐氏还根据这些陶文认为早期文字产生距今有6 000年左右[18]。后来同意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等遗址陶器象形符号为原始文字的有邵望平[19]、裘锡圭[15]、李学勤[20]、高明[11]、饶宗颐[16]38-39等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良渚文化8件玉器上刻划符号也是原始文字，有“岛”、“炅”、“封”、“燕（？）”、“（？）”、“目（？）”等，他还把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与良渚文化玉器刻划符号做了比较后，认为这些都是原始文字[21]。不过裘锡圭后来改变了看法，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符号包括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很可能都不是文字”。[22] 其三，多字组词成句类陶文符号。 因多字组词成句类的出土陶文符号是陶符有组织的组词成句，它们记录线性语言的符号而明显具有早期文字的性质，就不像单个陶文符号那样，使人对其性质大加怀疑。所以从上一世纪80年代这类陶文符号不断出土以来，尤为学术界关注。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陶片上有11个陶文出土后，在座谈中王恩田、田昌五、刘敦愿、严文明、李学勤等学者都认为这就是一组早期文字[23]。但也有学者辨为赝品[24]；也有学者认为虽为原始文字，但无法断定与早期古汉字有关[23]。不过饶宗颐把丁公遗址陶文与同时期其他成组陶文比较，认为绝非赝品[16]48；也有学者把西周战国时的金文与陶文作了比较，认为金文与陶文有正体与俗体之别[25]。 另外，1940年前后美国收藏家弗列茨·比勒芬格在杭州附近购得一件良渚文化陶壶上有一行陶文，饶宗颐[26]和李学勤[27]先生都进行过摹写和释读，虽二人摹写的形体、排列方式和释读各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成组文字。江苏吴县澄湖良渚文化出土有四个刻划符号，张明华[28]、饶宗颐[16]45等学者认为是早期文字并作了释读。浙江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上的刻划符号也有学者认为是文字符号并作了释读[29]。但也有学者认为还难以断定这些文字就是原始汉字[22]。 我们认为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其一必须结合文字的性质去分析；其二应该参考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的早期文字产生及其演进的途径，特别需要结合近现代还“活着的”我国纳西族东巴文提供的范例；其三还应结合我们现存最早的古文字形体与考古出土器物相对比去确定汉字最早的造字时代。根据文字的性质，我们认为最早的汉字来源于图画或图形而不是十分简单且很抽象的刻划符号。根据世界上早期文字产生及其演进的途径特别是纳西族东巴文产生的范例，我国早期文字体系形成之前应该有一个“文字性符号”和“文字画”时代；而早期那些所谓象形程度很高的个别文字，也带有一种模糊性，只能称为文字性符号而非早期文字；或与词组相对应而为“词组-多音节文字”，或为“文字画”，是与事件相对应而为“语段文字”。据殷墟甲骨文和出土考古器物相对比，我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依据史前考古遗存或实物（如仰韶时代尖底瓶）造成的文字，这就为我们断定汉字的产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