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建设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于中西诗学对话的愿望越发强烈。而“对话”不仅要乐于对话，更要有话可对。德里达作为解构大师，其颠覆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与中国汉字“一音多字”“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等特征不谋而合。更进一步，德里达利用“延异”挑战“言语”符号作为外在“真理”的权威性，发现不存在纯粹的真理，这与中国文化的“言意之辨”“言不尽意”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德里达虽然为“元书写”赋予“意义之源”的美名，却使其无法“言传”。而中国文化通过“立象尽意”“以象破象”等“达意”方式苦寻“真意”，对于德式解构亦是补充。不可否认，德里达解构理论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与相异成为彼此平等对话的前提，而对话的最终目的在于互惠互利。 关键词：中西诗学对话； 解构主义； 中国文化； 变异学 早在1996年，笔者就曾刊文指出西方文学理论占领中国学术界，我国文学理论话语处于“失语”状态。然而，20余年过去了，“失语症”似乎并未好转，学术话语建设也不见起色。目前，我国学术话语“失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国内学术界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研究本国学术问题和作品时，中国人不懂中国文论，不用中国文论，导致西方理论衡量一切；二是在全球学术界中国学术话语“失语”，即在世界性学术热点的研究和讨论中缺少中国声音。面对这种境况，如何有效开展中西诗学对话成为建设中国学术话语的重点。那么，这方面有没有成功案例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世界文学”被公认为是学术热点和前言。然而，“世界文学”的定义、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多由西方比较文学界把持，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主义”。面对这一现状，中国比较文学界开拓思维，充分了解世界文学内涵，发现其“趋同性”弊端，果断从“比较文学变异学”出发，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研究为基础，关注异质性和变异性，对世界文学研究理论进行批判和补充，让世界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声音。由此看来，中西学术话语对话必须了解学术前沿，进行学术创新。 当前学术界，解构主义阵营十分活跃。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作为解构主义理论创始人，为学术界留下了宝贵遗产。作为西方文化的“解构者”，德里达的理论观点与中国文化有重要关联。从中西诗学对话的角度看，我们亟须为德里达理论与中国文化建立联系，寻求对话机会。笔者经过梳理发现，2001年以前，德里达对中国多为间接了解。由于不曾到过中国，也不懂汉语，他只能通过友人转述或阅读英文、法文文献了解中国。这些二手资料使他对于中国的认识包含不少想象成分。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对德里达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只能通过翻译作品，难免存在错译和误读。德里达本人对此深表遗憾，他说道：“这是个悖论，因为从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参照，至少是想象的或幻觉式的，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近四十年的这种逐渐国际化过程中，缺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对此我是意识到了，尽管我无法弥补。”1999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向德里达提出访华邀请。2001年9月，德里达成功访华，分别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办讲座及座谈会，使中国学术界第一次与解构主义大师近距离接触，弥补缺憾，掀起解构热潮。 德里达解构理论源于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反思。中国文化作为西方“他者”，为反思西方哲学，发现西方文化危机，重构西方文化提供“他者”眼光和迂回道路。本文促使德里达理论与中国文化在文字、意义、达意等层面展开平等对话，从而发现中国汉字对于“书写文字”优越性的证明与超越，“言意之辨”对于“延异”的深化与丰富，“立象尽意”“以象破象”等传统“达意”方式与“元书写”的相异与相通……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域下，中国文化以“他者”眼光，凭借“类同性”对德里达理论进行解读和佐证，更凭借“异质性”对其进行丰富和补充。 一、 书写文字与中国汉字 德里达的“解构”往往通过关注作品细微之处，获得有别于传统知识谱系的新观点、新见解。他提高“书写文字（Writing）”的地位，颠覆传统“言语/文字”二元对立，向以“语音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宣战，打破“言语”的权威性，展示书写文字的优越性，宣誓文字学（Grammatologie）解放。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说话时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符号”。作为自然表达，所说话语仿佛直接传达自己的意图。德里达从亚里士多德“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入手，指出西方传统观念认为“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通的简单能指。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在者与心灵之间，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表达或自然指称关系；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的符号化关系”等客观事实。由此看来，“语音中心主义”将言语（Speech）符号视为最贴近于本意的符号，言语是对个人意图的直接体现，与意义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最贴近于讲话者本意，主张“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言语被视为“在场（Precence）”，作为讲话者的在场，可以直接而准确表达讲话者的“意图”。在言语表达过程中，讲话者对于“意图”始终拥有解释、说明的机会和权利。与此相对，书写文字被认为是对言语的替代，是二手传播工具，是媒介的媒介。意义一旦被书写，他人对其传播、理解、引用便不受讲话者限制，讲话者的意图便脱离个人控制，存在被误解的可能。于是，在西方世界形成了“意义→言语→文字”的“优劣”顺序，形成“言语/文字”二元对立。 德里达认为，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以上认识其实是错觉。为了对此进行解构，他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入手。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差异。没有任何能指（signifier）符号可以将所指（signified）本意完整表达。言语和书写文字同属于表达意义的“工具”，都具有工具属性，二者在符号属性层面平等。符号以差异性为基础，“能指”与“所指”间的差异导致“言语”符号不可能将讲话者本意完全表达出来。同时，“意义”自身无法传达，表达意义必须借助符号。言语和书写文字作为符号传达讲话者意义都存在“差异”，在功能和用途上地位平等，没有优劣。因此，“言语”最接近于本意的优越性不攻自破。 与此同时，德里达突出书写文字的优越性。他认为，与言语相比，书写文字不仅没有劣势，反而拥有两大优势：第一，书写文字具有“可重复性（Iterability）”。符号只有在不同情况下都能被理解、认同才能被称其为符号。书写文字的可重复性颠覆了言语符号的“在场”优势。“可重复性”意味着即使“所指”对象缺席，书写文字一样可以表达意图，传递意义。例如，个人签署一份文件，以复印件的形式转发给他人，即使签署者不在场，这份签名也具有同等价值。第二，不考虑讲话者意图。“言语”优势在于“在场”，但是当不能与讲话者面对面交流时，言语劣势便显露无遗。而书写文字的优势恰恰在此。即使对讲话者的意图一无所获，同样可以借助书写文字了解讲话者意图。在此基础上，德里达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进行质疑。他打破“言语”优势，摆脱话语权背景，利用符号差异性，明确言语与文字作为工具属性的平等性，促使二者进行平等对话，颠覆传统等级秩序。 德里达对“言语”和“书写文字”的认识同中国汉字有很多相通之处。“我想到对中国的文字，有一种不仅仅针对文字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文字学特别发达，有别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中国汉字不仅可以表意，还可以表音，自成完整体系。在中国汉字体系中，语音和文字融为一体，西方“言语/文字”二元对立不攻自破。德里达甚至强调：“像汉语、日语这样的非表音文字，很早就包含了表音的因素，它们在结构上是受表意的文字所统制。因此我们是看到了一个发展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 德里达利用解构方法，反对语音中心主义，与中国汉字的诸多文化特征不谋而合。一方面，中国汉字具备“一音多字”的特征。我们通常将汉字中“一音多字”的情况称为“同音字”。例如同一个读音“yīn”，可以对应多个意义完全不同的汉字，如“因”、“音”、“阴”、“殷”……“同音字”作为汉字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十分普遍。仅凭读音无法断定讲话者意图，言语优越性荡然无存。另一方面，中国汉字具备“一字多音”的特征。我们通常将汉字中“一字多音”的情况称为“多音字”。中国汉字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字意不系于字音而系于字形。有些汉字字形一样，但是读音不同，意义差别很大。例如“把”字拥有“bǎ”“bà”“bā”“pá”四个不同读音，意义不同。在中国，“书同文”，汉字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地区不同，方言各异，同一个汉字的读音不同。如“吃”，普通话读作“chī”，广东话读作“jaak3”，闽南话读作“kit7”，潮州话读作“ngeg4”，苏州话读作“chih43”，上海话读作“chiq”，客家话读作“giet5”等等。不同读音彼此间差别很大，只听读音无法理解字意。互相交流必须借助统一的字形，既书写文字。因此，“语音中心主义”所强调的言语优势在汉字中无法体现，德里达所提倡的书写文字的优越性在汉字中得到印证。 中国汉字除具备“一音多字”和“一字多音”特征外，还具有“一字多义”的特点。在中国汉字中，即使字形、字音相同，字意也不一定相同。如“易之三名”，《易纬·乾凿度》云：“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一篇即论“易之三名”。他由《易纬·乾凿度》入手，继而讲到“诗有三训”、“论有四解”、“王有五义”、“机有三义”、“应有三义”等，点明中国语言“一字多义”、“一语双关”、“文蕴两意”等特征。由此看来，要想准确理解某字的意思，除了知道读音、认识字形之外，有时必须联系语境。 “语音中心主义”认为文字掩盖意义，言语才是最贴近于意义的符号。德里达指出：“解构这一传统并不在于颠倒它，也不在于宣告文字无罪，而在于表明文字的暴力为什么没有降临到无辜的语言头上。”提升书写文字地位，展现书写文字优越性，颠覆“言语”在场的主导地位。中国汉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以兼具表音、表形、表意的特征，对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进行佐证和补充。双方在这一层面展开平等对话，不仅增加了德里达解构的论据，也凸显出中国汉字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