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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技术和技术物是当代哲学、艺术和文化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有关当前技术与文化状况的分析和评估方面，唐·伊德、唐娜·哈拉维、贝尔纳·斯蒂格勒的研究富有启发。伊德分析了技术与人的多重关系并强调技术—文化的“嵌入性”；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突破了人/非人的界限，突出技术带来的身体跨界为人类所开启的新的可能性；斯蒂格勒指出技术的“药性”一方面毁坏文化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则催生了社会联系和人的多样化存在。物质文化研究探讨人与物的复杂关联以及“与物为春”的共存境遇，如上有关技术物的嵌入性、杂合性和药性的剖析，是物质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维度。 关 键 词：物质文化/技术/嵌入性/药性/与物为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15FZW02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LZUJBWYJ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进，男，甘肃会宁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比较诗学研究；王垚，兰州大学文学院。 相较于古代“人—技艺—工具”如庖丁解牛那样的“附魅”模式，现代技术则是“祛魅”的。与祛魅过程联袂而行的，是现代科学体系下产生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间旷日持久的论争。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突飞猛进，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改变了之前相对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局面，转而趋向大众化和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以后，技术与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纠缠愈加密切，同时，人们对技术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想象也愈演愈烈。物质文化研究试图用多维的视角和多元的观念取而代之，在“自然—技术—人”之间寻求协商的共生关系。 一、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 唐·伊德(Don Ihde)是美国著名的科技哲学专家，他借鉴现象学传统，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后现象学”。伊德概括道：“现象学可以描述为一种哲学风格，它强调的是对人类经验的特定解释，特别是有关知觉和身体活动的解释。”[1](P23)然而现象学容易被误解为纯粹的主观性分析，因此伊德特别强调现象学所讲的“经验”不该被理解为通常意义的主观经验，而应从知觉、行为、情境的综合角度去理解。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致力于摆脱笛卡尔、康德体系哲学的外在/内在、现象/本质、客观/主观、物质/精神的对立模式，强调意识活动和事物显现并非主客两极，研究事物如何在意识中显现才是关键。正是现象学的这种企图突破传统哲学局限的独特性，使其在当代探讨技术的理论以及物质文化研究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也开辟出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路径。伊德延续了现象学对身体的关注，与客体他物不同，身体似乎是独特的存在。物性身体的“客体性”是身心二分的哲学传统律令和某些宗教(如佛教)教条。现象学以来，尤其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福柯以及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都在重新发掘身体。伊德将技术引入身体理论的研究，在《技术中的身体》中，他着重谈论了三种身体维度。质料性存在的，同时又行动的、感知的、体验的身体为“身体一”；文化意义上的身体为“身体二”；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伊德引入了“第三种身体维度”即技术的身体，具身性的身体。伊德指出“身体三包裹(envelope)了身体一与身体二，在此基础上引入技术的维度，形成一种综合的、融通的身体维度”[2]。伊德强调自己的现象学总体上是“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在伊德看来，当代人在讨论技术这种“我们在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使用的那些物质文化的人工物”[1](P23)时，要摒弃卢克莱修式的哲学视角，这种视角是一种“卫星的”视角。相反，我们应该采取“航海的”视角，即领航员置身船中，船置身海中，同时都处于运动状态，也就是说领航员采取的是动态的、情境式的视角。从身体出发探讨技术现象学，一方面有效回击视现象学为纯粹“主观性”学说的误解与偏见，突出人的身体本身就是知觉、经验、质料、行为、文化的混合体；另一方面，从身体出发考察人与技术的关系源自“没有技术人是否能生存”的拷问，从远古至今，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都与技术相关，这种关系是“具身性的”。 身体既与知觉牵连又与实践结合，而技术是人开发和使用的人工物，与人紧密相关。技术现象学的实质，是全面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即伊德总结的：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诠释学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他异性关系(alterity relations)、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具身关系实质上是反拨异化理论所开辟的技术使人与人、人与世界疏离的判断。人以特殊的方式将技术融入到自身的经验中，这时，人与世界体现为“(人—人工物)—世界”的关系。技术的具身性即技术在这种关系中呈现出的“透明性”，它仿佛融入到人的经验系统当中，在经验行为中几乎注意不到，例如眼镜、助听器、轮椅、汽车等的使用情境，这相当于海德格尔所分析的使用中的锤子，即“上手”状态的工具。在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中，身体得以扩展或转化，与世界发生多态的日常实践关联。诠释学关系是有关人与技术关系的第二种理解。伊德认为，正是海德格尔关于客体物“在手”状态的负面分析，使其无法从诠释学关系的角度理解人与物的生存关系。借助诠释学的文本阅读与解释，伊德指出技术情境中人的另一种行为和认知模式，简言之，即人借助技术进行阅读与解释行为，在这种情境下，技术是可读的文本。例如借助温度计或者其他仪器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室外温度，这个认识不是亲身体验而是通过阅读文本把握被文本指示的世界。因此诠释学关系体现的是“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形式。伊德指出，“具身关系和诠释学关系的一个根本区别是知觉的位置，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先于具身活动和诠释学活动”[1](P99)，这两者的关系在生活实践中往往相互融合。技术的物质性使其很容易被放置到客体的位置上，然而人对技术一直有一种矛盾的态度，既希望技术不是客体物，而与人融为一体(如具身关系分析的那样)，又希望技术跟人划清界限。因此第三种技术与人的关系即是他异性关系，技术作为“他者”与人产生联系。更准确地说，技术的他异性应该为“准他者性”(quasi-otherness)，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其似乎要成为一个有机体，但实质上并未成为动物或人。也就是说，技术弱于他人和动物的他者性，但比单纯的对象性强。他异关系可总结为“人—技术—(—世界)”。引入他异关系是因为伊德认为将技术视为外在于人的客体物(对象物)并非关系论的角度，也就无法阐释清楚技术对人发挥的作用。最后是背景关系，指技术似乎在人的生活中“不在场”，而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例如日常居所、交通工具、交通管理系统、自动化家电。伊德拿宇宙空间站为例，这完全是靠技术构建的一个相对完善的人工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成为背景，调节着人的生活。如果说前三种关系都是“聚焦型”关系，那么背景关系则是“失焦的”，技术参与构造了环境，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正因为这样，这些技术对人的影响范围更广，往往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人的技术经验必然与文化相关，于是，伊德将视角转向了所谓的“文化诠释学”。在伊德那里，技术广义上等同于物质文化的一个方面，技术与文化紧密相连，互相嵌入，被称为“技术—文化”的“嵌入性”。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技术发挥着不同的效用。一方面，技术作为工具，参与构建了较为稳定的物质文化，例如某一地区或民族对某种技术的特殊的运用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技术如同催化剂，加速了动态的、多元化的物质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催生了技术殖民主义和技术控制。例如西方高新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冲击引发了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总体上讲，当代技术—文化的本质趋向一种复合文化(pluri-cultural)模式，之所以用“技术—文化”来表示，旨在强调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 从人与技术关系的演绎到“技术—文化”的嵌入性分析，伊德并没有对技术人工物作明确的价值论判断。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将技术置于人与世界的居间位置，考察人—技术人工物—世界的多元开放关系，以及技术人工物对物质文化的调节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