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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嵌入性、杂合性、药性与物质文化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17-11-15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张进 王垚 参加讨论

    二、唐娜·哈拉维:人与技术的杂合体
    唐娜·哈拉维(Donna J.Haraway)从女性主义角度赋予人与技术的议题以更具冲击力的文化涵义。1985年,哈拉维发表了论文《赛博格宣言》,该文后来被收入《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一书。在《赛博格宣言》当中,针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状况(尤其是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哈拉维大胆地提出了赛博格理论。所谓赛博格(cyborg),即为“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体,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同时也是虚构的创造物”[3](P149)。这种人机结合的产物既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又实实在在存在于当今世界。赛博格不仅仅是简单的医学领域的安装义肢或者心脏起搏器的人,更是人通过技术突破自身界限,从认知、体验、行动上获得拓展,生物机能和机械系统相互融合后的新主体。相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技术“入侵”人的身体,哈拉维更愿意使用“渗透”这个词。与伊德从广义上分析技术—人工物不同,哈拉维将视角聚焦于那些与人的身体亲密相关,甚至渗透进入身体的技术物。
    哈拉维用赛博格这个新主体来抵抗传统的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她敏锐地觉察到,从20世纪末到新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发了人的身体、实践乃至社会文化的变革,我们也迎来了观念范式转换的契机。女性主义成为她最主要的突破口。西方经历的几次女性主义浪潮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对“女性”范畴的本质主义追求,因为一旦触及对“女性”的重构就必然从语言、逻辑、实践上区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男性/女性。因此哈拉维用赛博格这一模糊了性别、阶级、种族等一切文化身份的杂合体来抵抗传统的二元论。哈拉维关注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正是这些技术突破了“身体止于皮肤,或者最多包括包裹在皮肤下的其他存在物”[3](P178)的窠臼。女性由于生育功能和所谓的生理、身体特质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长期处于“受迫”地位,这是持社会决定论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难以撼动的状况。无论是生理决定论还是社会决定论都无法给女性带来新生面,哈拉维引入技术维度来拓展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实践中,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鼓励女性运用技术拓展生存与抵抗的空间,例如,在依托信息技术的互联网空间中表达、创造,与其他信息元更广泛地联结在一起;生物技术逐渐卸下女性身体上肩负的生殖与哺育重任,这也为改变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根本命运提供可能。哈拉维带动了女性主义理论从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向“物质女性主义”的转向。语言学转向引导下的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浪潮对话语、文化建构的依赖加深了话语/物质的裂痕,虽然后现代主义一再声称拒绝二元论,但在自然/文化、语言/现实等二元结构面前显然对策不多。物质女性主义的“物质性”主要指身体的物质性,世界的物质性以及技术对身体与世界的改造。在物质女性主义理论中,“物质被多元化地视为物质—符号学(material-semiotic)的,身体交互(inter-corporeal)的,述行的,中介的,甚至文学的”[4](P244)。哈拉维等理论家试图重新定义“物质性”,强调长期与主体分离的物(尤其是技术物)与主体共生于物质世界,并时刻处于相互影响与改变的动态情境中。
    显然,哈拉维并不将自己的理论局限于女性主义领域,赛博格背后的逻辑是人与物的平等共生,从而进一步模糊了人与物的边界区分。技术带动了人/动物、有机体/机器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以及世界各信息元之间界限的模糊与弥合。在《谦卑的见证者》一书中,哈拉维列举并分析了几种新的合成物(synthetic):尼龙、超铀元素、转基因番茄。技术合成物改变了原有的物质结构,突破了传统上定义的“自然”,哈拉维认为,正是这些新物质击碎了被认为稳固的自然秩序。她希望世界成为“集合了技术科学世界里所有种类合成物(肿瘤鼠、模糊性别的雌雄同体人),所有物种生存在没有区分的、多维的生态空间里”的大家庭[5](P119)。哈拉维构建的这个复杂家庭消除了成员之间的种类区分,每个成员都存在无限可能,都可能通过科学技术得以再造和再生。可以看出,哈拉维一再为人们呈现技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诸物的合成改造早已成为现实状况,而不仅仅是科学幻想小说中的情节。在技术世界里,那些被认为客观的、自然的归类遭到质疑,事物间的动态转换、重组再生才是“新常态”。而人的身体跨越了通常意义的肉身、性别、身份局限,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不断编码和信息转换的多元合成体。人不再是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万物之灵”,而是在技术世界中不断获得新的物质实体和文化身份,又不断突破这种身份的一种生灵。
    哈拉维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位唯科学主义者。在《灵长类视觉》《伴生物种宣言》《当物种相遇》等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著作中,哈拉维考察了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史的影响,指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只不过是研究人员一厢情愿的假设。自然科学内部知识的生产过程和人文科学一样处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哈拉维称之为“情境化知识”。正如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所说:“不同的文化要素归结起来构成任何社会和政治条件下任何关于物质世界的系统知识的认识核心。”[6](P83)事实上,纵观哈拉维的思想历程,她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建构主义者,她追求的是物质实体与文本话语、生活实践与文化表征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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