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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的“药性” 相较伊德、哈拉维等英语语系学者，法语语系的思想家进入其他语言体系学界的视野或多或少经历着传播层面的困难，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就是近几年才受到国内学界格外关注的学者。贝尔纳·斯蒂格勒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的著作《技术与时间》是近年来对技术的讨论最系统、也最多元的著作之一。斯蒂格勒对技术的探讨主要受法国国内技术进化论传统(贝特兰·吉尔、安德烈·勒鲁瓦—古兰、吉尔伯特·西蒙栋为代表)和欧陆现象学传统(主要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以及后期对物、技术的追问)的影响和启发。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第一部的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他的探讨对象是技术，认为“它被理解为代表着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之前景”[7](P1)。斯蒂格勒的工作以系统分析技术在思想史上的不同地位为开端。在哲学创立早期——古希腊时代，技术与知识分离，技术物体被认为毫无自身动力。这种对技术的本体论判断导致技术物在哲学中长期处于“不在场”状态。到了拉马克的《动物哲学》，物被分离成生存的有机物与无生命的无机物，而在这之间技术物顶多被认为印证了某种生命的进化，但本质上仍然不属于生存物。吉尔、勒鲁瓦-古兰、西蒙栋等人认为技术必须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建立起技术体系。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技术在哲学领域取得一席之地，两次世界大战成为技术被推向前沿的催化剂。海德格尔认为古代技术的本质是去蔽，是将自然之谜的遮蔽显现出来，而现代技术的本质则是“座架”，是在去蔽的基础上对自然施加暴力。在座架体系中，人并没有依靠技术主宰自然，却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受制于技术。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态度模糊不清，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持消极态度，也正是对技术的消极态度才向我们提供了解救之路：诗与思。不同于海德格尔，他的学生马尔库塞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连同哈贝马斯一起走向了技术的意识形态霸权分析。在斯蒂格勒看来，以上这些传统知识已经无法全面适用于当下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剧烈变革。 斯蒂格勒引入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的神话来阐释技术的性质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所谓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即人的缺陷性，人的自然属性和其他物种相比并无优势。而普罗米修斯的带来的火种则帮助人弥补缺陷，使人成为人，火种即技术。因此，技术具有“代具性”，人是“代具性”的存在。斯蒂格勒引入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来抵抗人本主义的逻各斯。传统哲学假设并追寻的确定性的人性本质在生命的历史中并不存在，“人性”是不断的延迟与差异中的不确定结构。“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7](P162)人与技术的这种模糊关系体现在技术非人却因人而生，人与技术既互相联系又充满差异。斯蒂格勒认同并总结了勒鲁瓦-古兰的观点：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也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认识到技术的“代具性”，就理解了斯蒂格勒所说的“存在于自身之外”。技术物这种被认为外在的存在恰恰构成了人的存在，那么，人就存在于自身之外，也正是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馈赠：代具性的存在。 明确了技术的代具性之后，斯蒂格勒继续揭示技术性如何开启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人类属性最为确定的是死亡，而使人向死而生的则是记忆。文字是记忆的代具，使人通达过去的时间——我们称为历史。在文字拼写的时代，读一部书时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些文字即当时的历史，文字即记忆辅助。而德里达通过“延异”概念揭示了文本的延迟和差异性，对文本的阅读是无限的，文字成了记忆本身。技术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借助它人们得以通达历史，生产知识。当代技术机械自动化使持工具的人的局面转变为持工具的机器，人的个性化发展随之被中断。这种判断法兰克福学派早已有之，然而斯蒂格勒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描述既清晰明白但又存在错误，没有达到深入领会和真正的批判。面对人的“存在之痛”或者人本主义所谓的“精神灾难”问题，斯蒂格勒引入了他的“中断性”概念，即“指将某一时代所特有的、处于运作中的各种程序悬置起来，同时开启某一新时代的各种条件的事物所具有的性质”[8](P8)。技术发展到一定时代引发技术革命，这就出现了一个时间上的中断，形成了第一次程序悬置。技术的断裂(或称技术革命)使新的程序得以构成，带来了第二次悬置，借助它，“一种新的时空单位、一种新的心理层面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过程得以构成之时，一个时代才会完全地构成”[8](P8)。但斯蒂格勒认为这第二个阶段形成的条件并未备齐，他给出的路径是建立一种“技术的政治”，针对技术科学的状况制定出一些实践的理念。这个过程困难、复杂并可能极为漫长，但斯蒂格勒认为这同时又是令人振奋的，至少与科学技术本身一样令人振奋。 本雅明在20世纪指出世界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而当下的新世纪，借助数码信息技术形成了“超复制”时代。数码化成为全球性的进程，引发出一系列新的议题。斯蒂格勒指出：“所有种类的自动化，正是被数码自动化技术整合到一起。”[9]“数码自动化”取代“文化工业”，形成了新的控制术。正如德勒兹分析福柯所定位的惩戒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了控制的社会，所用的工具是信息机器和电脑，至关重要的控制口令是数字信息。数码自动化强大的控制力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熵系统，因而斯蒂格勒认为需要“逆熵”(negentropy)的实践才能给人类的未来增添可能性。斯蒂格勒用药(pharmakon)的特性来解释数码技术：“药，是人工制品，是人变成人的条件；人成为人，是人工器官和组织的源发于器官的过程，但这一人通过人工制品或药来变成人的过程，总是既生产出熵，也生产出逆熵，因而它总是对人变成为人的过程的威胁。”[10]解数码自动化的“毒性”的方式不是寻求“脱-自动化”的观念或方式，而是利用这些技术去积极实践，克服、逆转其施加于人的控制力。可以看出，斯蒂格勒力求将长期聚集在“技术”一词的或过于消极或过于积极的内涵同时向中间平衡。 从广义上理解的技术伴随着人类从古至今的生存、发展及演变，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然而，可以说直到现代技术革命和工业社会的诞生才使人真正体悟到技术的重要性。机械自动化带动了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继承了启蒙传统的西方思想界迅速认识到“天赋人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世纪早期的哲学、艺术分支不约而同走向了对技术和工业社会批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最激烈。与此同时，冯·诺依曼式计算机的发明开启了信息技术革命，到了20世纪后期依托信息技术的人工智能设备开始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传统上将技术视为对象物或忽视或批判，都无法阻挡技术发展也并未给人类指出更有效的出路，于是各领域学者寻求从观念范式转换的角度重新把握技术。 总的来看，唐·伊德与哈拉维都对技术带来的文化后果予以积极回应。伊德分析了日常生活中技术与人的复杂关系，认为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改变是可接受的且不得不接受。伊德认为等新技术已经发展完备再去关注并评判其对人类的影响就为时已晚，而应在技术发展的阶段就从伦理、社会、文化的层面去考察，因为技术时刻浸润于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需要更开放灵活的视角以及相配套的实践。哈拉维从女性主义出发试图构建一种“赛博格政治”，其目的即突破人文主义传统赋予人的完满性人格和中心地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取得的成果都有利于瓦解各领域的权力话语，消除不平等状况。显然伊德和哈拉维对技术的态度过于乐观。斯蒂格勒辩证地指出，技术的“药学”特性或许更具启发意义。当前数码化技术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固有的地区、种族、阶级之间的隔阂，却又建造起新型的数字壁垒。如何应对技术的副作用才是焦点。讨论如何摆脱技术恶果和如何迎接技术改变都过于片面，应该一边利用技术一边批判它，寻求协商与制衡。 以上三位学者对技术的探讨为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角和深刻的理论启发。在物质文化研究视域下谈论技术，首先需要明确技术与文化并不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指出：“技术属于广义的人类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文化的发展，因为它是体现语言及社会行为的结果。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必然以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作为条件和结果。”[11](P10)那种认为技术人工物属于物质领域而文化社会属于精神领域的二分法亟待纠正。如果将文化视为精神性的，那前提必然是存在令人信服的精神的本质。而后现代主义以来大批思想家指出稳固确切的人性或人之精神的假设性，转而倾向于人之本质的动态构成。物质文化研究基于确立人和生活世界的物质性存在，探讨多元文化系统中各环节之间的嵌入的、开放的、互构的关系，克服笛卡尔式物质/精神二元论。 从古希腊的“技艺”的独特性附魅(技术是应用艺术)到现代技术的祛魅(技术脱离艺术，走向了科学)，技术与艺术逐渐对立，从而导致了技术(物)在人文学科领域受到广泛批判。当前在“物的转向”的思潮影响下，物质文化研究对技术的讨论趋向技术(物)的返魅。“当我们集中在任何人造物的可重复部分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当我们聚焦其独特性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件艺术品。有时它对我们来说具有情感价值，有时它的价值在于美。”[12](P328)也就是说技术(物)的返魅是技术(物)作为文化和文化作为技术(物)的双向动态的演进。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对“文化工业”无休止的控诉中。人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和压制技术(物)，我们应该认识到与物共存是人类长期的生存状态。作为文化研究的转型(或内部的范式转换)，物质文化研究需要从多个视域探讨人与物共存的境遇协调和可持续的方法，技术是不可或缺的维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