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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小说批评 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注西方叙事学理论几乎同时，当代小说批评在推动“先锋文学”创作兴起的过程中，也对叙事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79年至1984年，伤痕反思文学借助思想解放的强劲东风，对“文革”和“十七年”非人化的社会现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在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很快，“文学自主性”的口号，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转向。1985年的寻根文学、1986年后的先锋文学即是这种文学转向的历史风向标。怎样将当代文学创作从社会学神学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刚引进的叙事学理论无疑成为重要武器。批评家吴亮第一个提出了“叙述”代替“表现”的创作主张。在批评名文《马原的叙述圈套》中，他相当有勇气地指出： 《虚构》等一些小说里，马原均成了马原的叙述对象或叙述对象之一。马原在此不仅担负着第一叙事人的角色与职能，而且成了旁观者、目击者、亲历者或较次要的参与者。马原在煞有介事地以自叙或回忆的方式描述自己亲身经验的事件时，不但自己陶醉于其中，并且把过于认真的读者带入一个难辨真伪的圈套，让他们产生天真又多余的疑问：这真是马原经历过的吗？(这个问题若要我来回答，我就说：“是的，这一切都真实地发生在小说里。至于现实里是否也如此，那只有天知道了！)[12] 吴亮的大胆在于，如果“十七年”小说和伤痕反思小说遵循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强调人物、地点和时代三因素的一致性的话，那么吴亮以新历史主义为爆发点的叙事学批评，就反其道而行之，他强调叙述的真实即是社会的真实，并把叙述看作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性原则：“我认为迷信文字叙述的小说家是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他们直接活在想象的文字叙述里。最好的小说家，是视文字叙述与世界为一体的。”[13]作者还将在马原小说中发明的“圈套说”，运用到韩少功、残雪、扎西达娃等人作品中。他相信韩少功和扎西达娃等人——或许包括整个先锋小说家阵营都懂得了这个秘诀，才对当代小说的形式探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今天看来，吴亮的文章也许只是一种崭新主张，并没有对叙事作品进行语言学意义上的结构分析。李劫紧接其后发表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才真正是用分析语言句子的方式细读新潮小说家作品的典型案例。李文从运笔方式，到看问题的角度以及方法，都带有罗兰·巴特和托多罗夫等人著作的浓厚痕迹。他这样写道：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 这是《虚构》的开头。这个开头呈示了整个小说的基本句型(甚至可以说是马原所有小说的基本句型)，也缩写了整个小说(甚至包括马原的所有小说的)叙事方式。对此，可以从最基本的句法结构入手，展开一系列有关的论述。 从这个句子的基本语法成分来看，它是一个极其简单极为常规的完整的主谓宾句式： 我——是——汉人。 主语——我，谓语——是，宾语——汉人。其中，状语“就”和定语“那个叫马原的”分别是对谓语和宾语的限定和强调。如果从语音、语义、修辞格上说，我们看不出这个句子究竟有什么奥秘。因为它的奥秘在于它的句法结构上。它也是一个自我相关的句型结构，但它的结构重心不是在语义的自我相关上，而是在语法的自我相关上。主语——我通过谓语动词在后面的定语和宾语中作了有层次的复调性的伸展——汉人——马原——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而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也就是我。[14] 从吴亮、李劼的文章看，他们用“作品形式”代替“作品内容”的批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要推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逻辑，来重建以作者、叙述者和作品为中心的文学世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这种意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然而在更长的历史纵深里看，这种形式分析批评的局限性即暴露无遗。因为90年代以后，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力作微乎其微。作家们的历史分析能力明显下降，不见得就比路遥和陈忠实等作家有明显进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自1985年以后的“向内转”，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问题，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不过这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可以看出，李劫对新潮小说形式结构的分析明显受到了布斯《小说修辞学》的启发。他虽然从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和定语等现代汉语基本成分入手，但重在分析马原小说《虚构》的修辞技巧，也包括对作品中“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关系的辨析。李劫的文章实际是在宣布“作者退场”，强调叙述者对故事的重新构造，而且更接近于罗兰·巴特所谓“人物的概念是次要的，完全从属于行动”的小说观。由此，“叙述”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家谈论最多的关键词，也是他们是否有故事叙述能力即艺术创造力的试金石。这正是作家李洱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述的：“个人生活，或者说作为作家的那个个体，其实已经分崩离析。你不可能告诉读者你对世界的整体性的感受，那个整体性的感受如果存在，那也是对片断式、分解式的生活的感受。我自己在阅读当代小说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关心小说的叙述人：这部小说是谁在讲述？而在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时候，我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虽然一部小说，毫无疑问是由作家本人讲述的，但奇怪的是，我们对作家本人失去了信任，我们需要知道他讲述这篇小说的时候，是从哪个角度进入的，视角何在？”[15]以“叙述”代替“作者”，成为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主流，由此可见一斑。 西方叙事学与中国当代小说批评的关系可能与现代文学研究不同。中国现代文学属于历史研究范畴，传统文化的重心势必会将叙事学理论改造成有利于自己历史看法的一部分。当代小说批评直接参与当代小说创作的洪流，因此叙事学理论反而内化在当代小说修辞技巧中，并深刻影响着作家看问题看世界的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