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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马克思的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一个关联路径分析 考察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的关系，还需要考察马克思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畴及体系建构的影响，或者说，从马克思的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即马克思美学当代化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乔治?卢卡契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只有通过独立的研究并按照这种方法沿着这一途径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即正确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或至少接近它的真正本质。”[22]卢卡契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所谓“不存在”指的是马克思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美学著作，所谓“存在”是指马克思在他的大量哲学、政论和经济学著作中论及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留下了不少与审美和艺术有关的文字和论述，涉及一些文艺和美学问题，虽然“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是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联贯。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23]。这些文字具有思考上的连贯性，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和建构的起点。如果我们以马克思的生前、身后为标志，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关于审美、文学、艺术的论述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形态的话，那么，在马克思身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是后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据某种知识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和建构，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实形态。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和前苏联、东欧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恩解马、以苏解马的倾向，即以恩格斯晚年和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还存在着以西解马，即以西方某种学术思潮或思想理解马克思的情况，以西解马的情况后来在前苏联、东欧及中国也有体现。[24]20世纪下半叶，还出现了以马解马，即从文献学入手解读马克思的情况。我们看到，与上述现象相对应，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建构中，也存在着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和以马解马几种理解与建构路径为依归的现象。我们准备对此做一番简要的分析。 其中以恩解马的现象由来已久。第二国际的不少理论家不能全面理解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及其局限，把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相等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颇。应当看到，恩格斯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参与创立者，又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解释者。但是仅就美学而言，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美学与艺术修养并非一致，而恩格斯本人也没有阅读和研究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与美学有关的文本，因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建构既有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又有他自己的发挥。从理论构成上说，恩格斯关于美学的论述限于文艺美学问题，不涉及对美本身的哲学层面的探讨。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前理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以及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他发表的相关见解也是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总结。鉴于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已成过去，就其基本性质与主导倾向而言，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在大的方面属于古典美学范畴，与当代审美现象与文艺思潮较少产生对接。而马克思本人的美学观念同时涵盖了哲学美学与文艺美学两个层面，囊括了浪漫主义、感性、对象化与美的创造、审美解放与人的解放、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批判等多重内容，明显地受到康德、席勒等人的影响，并不能完全用现实主义来加以概括，较易与当代审美现象与文艺思潮形成对接。如今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较多地接续了西方美学传统（古希腊的或弥赛亚主义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因而还具有某种永久的当代价值，而作为典型的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产物的恩格斯的美学则是陈旧的并且被教条化了的，已经基本不再具有现实性。[25]但在前苏联、东欧及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学界情况却完全相反，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为现实主义美学，现实主义美学成为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排斥其他的美学观念、美学派别和文艺思潮。这是典型的以恩解马的理解模式的体现。 以苏解马以斯大林去世为转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苏联建国到20世纪50年代初。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各种学术思潮相互碰撞、思想相对宽松的时期，产生了以超语言学和对话理论享誉世界的美学家巴赫金。1928-1941年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世界上首次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的资料整理上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1932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给拉萨尔的信，里夫希茨也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33）一书，同一时期还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拉法格、梅林、高尔基等人的选集。与此同时，苏联美学界片面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美学与文艺观，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意识形态化、教条化，趋于僵化与保守。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恩格斯一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论证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反映论。出于建立与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列宁还强调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所以，前苏联美学家从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开始便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内容，形成了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反映论加上无产阶级政治视角理解与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模式，看重“一定阶级的需要怎样反映在文学中，阶级的结合，即阶级的矛盾或者阶级的联合，就它们在某种具体的艺术个性中得到反映而言，如何反映在文学中。”[26]推演到文学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成为美学的基本问题，如里夫希茨《论马克思的艺术观》（1933）、弗?席勒尔《文学批评家恩格斯》（1933）、别列茨基《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学史》（1934）等都把艺术视为美学的核心问题，并强调艺术的反映论原则与认识功能，把美学问题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忽视了美学的人生维度。在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通过（1938年出版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确立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并进一步指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炮制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缺乏得自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学理依据，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变成哲学或政治的附庸，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直到苏联解体为苏联美学的第二阶段，本时期总的来说在走向开放。特别是斯大林刚去世那几年，苏联思想界、美学界比较活跃，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美学家如卡冈、奥符相尼科夫、齐斯等和以波斯彼洛夫为代表的自然派、万斯洛夫、斯托洛维奇为代表的社会派以及调和两派的以布罗夫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等美学派别，对中国当代美学建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即便到了第二阶段，第一个阶段重视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美学思维方式仍然在发挥作用。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解体，这种美学研究模式的影响已经大为减弱。 以西解马的情况比较复杂，存在着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流派。在美学领域也涌现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形成了多种理论形态，如卢卡契的物化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布洛赫的希望乌托邦理论，本雅明、马歇雷等人的艺术生产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等。就美学领域而言，从人本主义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借助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等，都贯穿着以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审美主义以及完善论的政治观对交换领域资本强权操控的指控。这是以西解马诸美学派别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的视域。但是，以西解马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存在着片面倚重马克思早期文本，低估或忽视马克思晚期文本的现象，同样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与建构受到局限。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盛行“马克思学”（Marxology），一些不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信仰态度的学者标榜客观、中立、超越意识形态，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尽量从生平、文献及版本考证、思想演变等方面来研究马克思，可以称为以马解马。以马解马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有《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的作者柏拉威尔，写作《席勒、黑格尔与马克思：国家、社会和古希腊的美学思想》的美国学者凯恩（Philip J.Kain）等。这类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起源与流变的复原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方法论上有可取之处，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建努力。当然，他们的解读并没有完全做到他们所声称的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实际上还是把马克思的美学纳入某种西方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在这个意义也可以视之为以西解马的变种。 人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从马克思的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化，前苏联（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偏爱认识论的路径，把美学问题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并且常常把马克思所论及的美学话题窄化为与艺术有关的问题，又习惯以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为依据，把美学研究范围进一步限定在现实主义美学范畴之内。事实上，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加以批评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模式，就是指的这种美学模式。马尔库塞把其基本观点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种定形的联系。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27]虽然带有一定的成见，但是马尔库塞对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征的概括基本上还是成立的。前苏联这种美学研究模式不仅使美学成为哲学或政治的附庸，更大的问题是忽视了马克思美学思考的丰富性，尤其是忽视了马克思原本论及的美学的生存论维度，使得前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思维老化，范式单一化，缺少理论生长点与学术原创性，无法解释20世纪新兴的审美现象与艺术思潮。由于置身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苏联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终结了真理的、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实用化、教条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超出了认识论视角，把马克思的学说视为一个涵盖了社会、文化、艺术与人生的整体，在20世纪泛化了的美学疆界里加以审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除了借助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和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文化批判外，还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相结合，生成新的学术形态。比如詹姆逊的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学说和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建构文学批评模式并进行文学批评实践，认为一切文学都渗透着政治无意识，是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再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商品交换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列斐伏尔注意到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控制并组织了消费，社会是按照消费而不是生产组织群体。在一个商品主导的社会中，语言获得了自足的存在，能指链失去了和所指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向符号拜物教转变，物品的消费与符号的消费连为一体。列斐伏尔以此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说列斐尔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大的方面还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他的学生鲍德里亚则摒弃了马克思所主张的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的说法甚至商品的有用性本身，把商品社会归结为符号交换统治的王国，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路径，可以发现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即借用马克思的某些原理或命题如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物化、拜物教、艺术生产等，与20世纪其他学术思潮和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进行延伸或演绎，生成体系化理论建构。“因为马克思虽然创造性地使用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等概念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但他主要是把这一分析指向了生产领域……显然，严格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对发达的工业社会进行分析已面临很大的困难。这样，进一步发展与充实马克思的理论，甚至扩大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成为势在必然。”[28]这些做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疆界，对我们全面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有时又有偏离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原理与范畴的框架，而走向与马克思学术思考相异的其他某一学术思潮相合流的倾向。由于置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论述更为青睐。 (责任编辑：admin) |